出自先秦左丘明的《郑伯克段于鄢》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洩。”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1.人物个性鲜明。郑庄公老谋深算，阴险狡猾。主要表现在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其成”（宋人吕祖谦语，见《东莱博议》），充分暴露共叔段的“不义”。所以当姜氏“请京”，太叔“收贰”时，他都尽量满足，并驳回大臣们的建议。但当共叔段“将袭郑”时，他先发制人，一举把他赶到了“共”，绝除后患。庄公的阴险，还表现在对待母亲明显违反原则的请求（如“请京”），也不劝阻；对待弟弟的越轨行为（如“收贰”等），从不进行教育。他是有意养成共叔段的恶性。共叔段恃宠恣肆，贪婪愚蠢。他在母亲溺爱下，恣意妄为。在得到京城后，肆意扩大势力范围，并发展到举兵起事，想夺取整个郑国。他的愚蠢表现在他只知“贪”而无一点“谋”。他丝毫不了解庄公已为他布下了天罗地网，让他“自及”，结果只落得“出奔共”的下场。姜氏这位贵妇人毫无原则观念，任性偏心。生庄公难产，就视若仇人，并且置立嫡立长的宗法制度原则于不顾，想废长立幼；没有达到目的，又为共叔段“请制”“请京”，甚至做共叔段的内应，企图灭掉庄公，与庄公毫无母子之情。

　　2.叙事线索清晰。作者紧紧抓住以郑庄公为一方，以姜氏、共叔段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这一线索，围绕争夺权利这一焦点安排叙事线索。第一部分（第一段）交代人物和矛盾的起因；第二部分（第二—四段）叙述矛盾冲突的发生和发展；第三部分（第五—六段）写矛盾的高潮和结局。在叙述事件经过时，有以庄公一方为主，省去了许多笔墨，使得文章不但线索清晰，而且文字简洁。

　　3.写法详略得当。《郑伯克段于鄢》详写的地方有二。一是庄公一方商讨对付共叔段。庄公与祭仲、公子吕的对话写得很详，这是为了表示庄公的老谋深算，阴险狡猾；同时也交代了共叔段“举事”的经过。另一处是“掘地见母”，宣扬了儒家的“孝”道。《郑伯克段于鄢》略写的地方是姜氏为共叔段“请制”“请京”和共叔段被打败的经过。这种详略安排，有利于突出主题。

　　《郑伯克段于鄢》是编年体史书《左传》的一个片段，却俨然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文章把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一历史事件，具体可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仿佛真的进入了时间隧道，面对面地聆听历史老人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一事件的缘起、发生、发展和最后结局。从而，不仅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而感悟到郑国最高统治者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

　　《郑伯克段于鄢》能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是记叙得法。此文并不平铺直叙地记述事件的发展过程，而是紧紧抓住相关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及其言行展开记述。这样，不仅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决定着事件的发展和结局；同时又使我们在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固有个性。

　　通过《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还可以深刻地感悟到《左传》的一种总体行文特点，即不着一褒字，也不着一贬字，而褒贬自在其中。这种手法，也正是《春秋》一书所用的手法。即后来常说的“春秋笔法”。即如我们所说的郑庄公阴险狡诈、姜氏偏心溺爱、共叔段贪得无厌，并非作者直接告诉我们，而是通过他们各自的言行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好的叙事体作品，作者的倾向是在真实而客观地叙述和描写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

　　《郑伯克段于鄢》结构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尤其是把郑庄公老谋深算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郑庄公先封叔段于京，又听任叔段"不度"，"命西鄙北鄙贰于己"，既而"收贰以为己邑"，最后"伐诸鄢"，有人认为表现了庄公的"仁慈"和"忍让"，有人却认为他是有意"养成其恶"．此事是春秋开篇的第一则故事，除了说明多行不义必自毙之外还讲说了兄弟的悌，以及后面颍考叔劝君，庄公掘地见母表现出的孝及君臣之义，是孝悌故事中的经典。

　　“遂为母子如初”的结尾，有人称之为丑剧，亦不为过，像姜氏母子这样早已失去了普通人性的典型人物，在经过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挣斗之后，能够毫无芥蒂再叙什么天伦之乐吗？何况在刚出生之时就埋下了怨恨的种子，“遂为母子如初”的“初”字就缺乏依据，显得勉强了，血腥的厮杀早就把统治阶级竭力宣扬的那层薄薄的“孝悌”的外衣撕得粉碎了。无怪乎史官对此事的评论也感到为难了。“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这是作者针对颍考叔而说的。将孝道永赐予汝之族类，似乎是郑庄公受到颍考叔孝母的感染，其实不过是庄公借此就坡下驴。他之所以欣然接受颍考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缝补这些破碎的外衣，掩盖已经充分暴露的肮脏的躯体和丑恶的灵魂。这也是千古奸雄的伎俩，因为在这里郑庄公又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伪善，而伪善是永远和丑恶伴随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十分典型的兄弟相争的故事。

　　人们常用“亲如兄弟”来形容亲情的深厚，也用“亲兄弟，明算帐”来说明亲情和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我们凭自己的生活体验深知，亲情在很多时候是脆弱的，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亲情远远不足以化解由利益导致的矛盾冲突。

　　当然，兄弟相争，并非完全没有是非曲直，并非完全没有正 义、真理的存在。比如，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权位之争，按传统观 念，长子是王位天然的继承者，是“天理”，不容有违背。这样， 郑庄公就代表了合理的、正当的一方，而共叔段夺取王位的图谋， 便是不合理的、不正当的。

　　代表合理的、正义的一方，往往充满“正气”，可以慷慨陈辞。 鸣鼓攻之，可以稳坐如山，居高临下，所以郑庄公才可以自豪地、 以先知的口吻说：“多行不义，必自毙。”

　　抛开这个故事不论，‘多行不义，必自毙”也算是一条普遍真 理，正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样。几乎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作恶的人，搞阴谋诡计的人，违法乱纪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是，如果坐着等待结果的到来，等待作恶者“自毙”，显然是愚蠢的，无异于自己坐以待毙，很可能让作恶者占尽了风光好处。我们要相信毛主席说过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所以，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起而对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这么说来，以恶抗恶，以暴力抗恶，以阴谋诡计对阴谋诡计， 在一定范围内便是合理的事。真理、道义总得以某种方式来加以捍卫，对真理、道义的信念，总不能替代实际有效的行动，就好 比强盗闯进我们家里，是不可能凭借善良的愿望和对正义的信念 来阻止强盗的抢劫的。唯有拿起武器，同强盗搏斗，把强盗赶出家门去，才是用行动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因而真理、正义才可能 得到证明，得到捍卫。

　　儒家传统一直是主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在内心承认的真理，在思想和言论中确信原则，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加以体现，让真理、原则变成行动 的指南。如果能做到这样，不溢、恶行、阴谋等等，就既不是可怕的猛兽，也不是不可战胜和征服的。关键不在对方，而在自己是否能挺身而出，以及如何挺身而出，从而让东风压倒西风。

　　春秋时期，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之间开始了互相兼并的战争，各国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隐公之年（公元前772年），郑国国君之弟公叔段，谋划夺取哥哥郑庄公的君位，庄公发现后，巧施心计，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诱使共叔段得寸进尺，愈加骄横，然后在鄢地打败了公叔段，使他“出奔”。

　　丘明（姓姜，氏丘，名明），华夏人，生于前502年，死于前422年，享年80岁。丘穆公吕印的后代。本名丘明，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故在姓前添“左”字，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世称“左丘明”，后为鲁国太史 。左氏世为鲁国太史，至丘明则约与孔子（前551-479）同时，而年辈稍晚。他是当时著名史家、学者与思想家，著有《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春秋左氏传》与《国语》二书。左氏家族世为太史，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如周，观书于周史”，故熟悉诸国史事，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