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吃红薯，做午饭的时候，对母亲要个红薯。母亲笑了，指着两大堆红薯说：“这边是南瓜薯，那边是粉薯。”那两堆红薯足有数百斤。我看出母亲脸上的自豪。母亲说：“送了一只大的给曙英，八斤打不到。”

　　八斤打不到，就是超过八斤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概念。一只红薯，大的有斤把重，小的就二、三两。如果收成好，则有数斤重的大薯，大到八斤重，有点放卫星的味道。

　　其实，斤把重的红薯味道、营养最好，品相也较完美，也是总产量高的理想个重。红薯太大，品相必然有缺陷，色泽不润、不匀，味道也差些。大薯的价值实在在于其对于种植者的精神价值。丰收，是对劳作者的首要肯定，特别成果，则是对劳作者的最高精神奖赏。这个世界，总有许多人毕生在追求，犹如一个不断接受考试的学生，八十分算是良好了，九十分算优秀，九十九了，那就是八斤打不着了。

　　我的母亲，就种出了八斤打不到的红薯。

　　母亲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不知道地位的价值，不知道权力的魅力，不知道日进斗金的光辉灿烂；所以，在常人的心中，她就是一个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平庸人，连她的儿子也没有正眼瞧过她的劳动成果。但在母亲的精神世界里，她是有志向的，那就是把用汗水和智慧让那几小块土地不断产出她心中盼望的成果来。于是那土里真的变出了油菜、花生、棉花、芝麻、红薯……母亲没有文化，不会记账，风雨如刀，将那些数量刻在母亲的脸上。凡人的肉眼看不到的勋章挂在了母亲的胸前，把她的腰都压弯了。

　　母亲不懂得美容的含义，也不懂得养生的窍门，她只懂得天时地利对于农作物的含义。在北京的时候，听到儿子说节索到了处暑，她就会顺口说出：“处暑荞麦白露菜。该种荞麦了。”听到立秋了，她就会说：“立秋一把秆。”意思是立秋之前要把晚稻栽好，不然再好的苗子也没有收成。她住在北京的时候，常被请到动辄数千元一桌的饭局，偶有一天花数百元看故宫、颐和园的过洋瘾，儿子花钞票花得她都麻木了。但她心里绝不会忘记：七月半，借花看。棉花该开了，不能过雨，不然就没了好等级（早年收棉站按等级收棉）。就天天吵着要回家。

　　自然总是那么嬉皮笑脸地变化着，不断地撕扯的母亲作为劳作者的神经，但土地也一直很公正地把母亲该得的成果奉献给她。于是田埂、地塍上总有一个佝偻的身影在艰难地搬运着地里的产品。她没有帮手，什么都得靠自己。农事不等人，该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假日可以不要，生病了怎么办？生病？做事的时候还生病吗？母亲的回答会是这般没有逻辑，但事实就是这般没有逻辑地存在。

　　花生变成了孩子们过年时的笑脸，棉花成了儿女、孙辈的被褥，成全了孩子们许多的温梦。更多的农产品引来了贩子们的吆喝。见天清早，农用车就打破乡村的宁静，手提式的喇叭放着夸张得过份的丑嗓门：“收——花生，收棉花，收芝麻，收豆得。”那声音十分的粗暴，没有丝毫的温柔和专业韵味。那些贩子把许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劳作者的心血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收走，再运到外地赚不错的差价。我的母亲也一样会把儿孙们要用的留下，把其余的毫不犹豫地送到贩子的车前，接受贩子的宰割。贩子很刚硬：“就是这个价，卖不卖随你。”破嗓门就是“铁笔朱”，任凭劳作者苦苦的哀求，也不会把价钱上浮分文。贩子赚够了之后，那些劳作者的成果就进入大都市，给鄙视乡村人的都市人以温暖、能量和快乐。

　　母亲就用这些十元、五元、一元的纸币换食盐、电费，替在外地谋生的儿女们担当各种各样的人情花销。

　　东西卖出去了，母亲心和她住的农舍里一样变得空荡荡的，母亲不再整夜担心老鼠的侵害。风透过窗户，吹在母亲的衣箱上，呼唤着箱角里的各种种子，制造着母亲美丽的梦想。

　　母亲赚的那些钱够不上阔绰者一顿饭、一条烟，所以人们有理由轻视母亲这样的劳动者。我作为母亲的儿子也未免这样的思想，甚至以此为理由，认定母亲的顽固不化、不明事理；以此为理由不肯到田间为母亲帮忙。

　　岁月的硝烟被纯净的露水湿润，天地间就会渐次变得清晰。这世间做大事、难事的人多了去，声名显赫、身价过亿的人也大有人在，但这些人中有多少可以肯定自己做的事是真正对社会无害、对人类有益的呢？又有多少人可以肯定自己在追求成果的过程中没有丝毫令自己汗颜的斑斑劣迹？有多少人可以肯定自己的贡献比自己的消费大呢？

　　是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衡量，贡献大于或等于自己的消费，作为一个人来说就不是社会的累赘。

　　千千万万个和我母亲一样的人，占有极少的资源，辛勤劳作，不断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奉献给社会，只消费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极少部分。他们像一粒尘埃，被风吹到偏僻的大地一隅，就在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角落做着创造性的工作，展示着他们的智慧，完成她博深的爱。

　　世界因此实在、美好，因此走向永恒。

　　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八斤打不到，多么瑰丽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