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中，他是一个令我永远都无法抹去的肖像，他是我所见识的千万个打工族，确切地说是所有被称为农民工中最具个性，最富特色，最标新立异的一个人物。他可能肤浅，但一定懂得珍惜和热爱，他可能简单，但永远轻松和快乐。他可能，绝对可能，非常可能是十三亿中国人最另类、最具幸福感的男人。

　　每天，我都要经过城市北街的路口，城市面貌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公园在修，广场在修，楼盘在修，高层建筑群一片接一片拔地而起。他就在这些工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做着瓦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只晓得在官方的报纸和文件里，他被叫作进城务工人员，被叫作农民工，街坊邻里干脆就叫他民工，而在日益吃香的建筑行业，他则被众多人尊严的称作“大工”或“匠人”。瓦工穿一件长袖T恤，胸前印着一幅家电下乡的广告图案，黄色的裤子，土的有些泛白，脚上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黄绿色胶鞋，鞋帮上满是瓦砾蹭烂的小窟窿，看上去有点像红卫兵时代的遗物。脸上有太多的色彩，像东北加西北长庄稼的土地，走在楼盘宣传廊的背衬中，有点像油画里的人物，也是在日月和风雨里淘净的风景色。每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工地，一手掂着瓦刀，一手拿捏砖块，动作既熟练又麻利，瓦刀咣咣当当的敲击声，抑扬顿挫，不是刺耳的那种，有点动听的味儿，跟他曾经在土地上不经意吼出的原生态乡音，有着绝味的相似和相近。给他拉下手的是两个年过三十的女人，也穿着上代年轻人那种橄榄色的迷彩服，一顶灰黄色的安全帽，将大半个脑袋护了起来，跟民间社火里滑稽的大头肖像。脸是红里透白，浸盈了汗湿，白的像水粉画的底纸，红的像留在水粉画上的彩描，或是水粉画一边落款的那枚印章。矮点的女人在一边不紧不慢地拌和沙浆，高点的女人在墙脚一边不慌不忙地运着沙浆。三个人配合自然，环节默契，像是事先经过了商量，又如制造某种名牌产品的各台机器，在恰当有序的运作。头顶的太阳正毒，街上的女人都顶着一把遮阳伞，脚步趿拉着，懒散着，脸上挂满了愤懑和烦躁。瓦工似乎早已习惯了毒日头的烘烧与炙烤，虽然脊背上沾满泥灰的汗印和皱纹已融为一体，但他依旧在脚手架上动作。墙像速生的杨林，在我的眼里迅速长高，又像一块巨幅屏障，在我的注视中不断拉长。瓦工欣喜的表情，在毒毒的太阳里灿烂。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又有了一个惊奇的发现。每天晚上，瓦工照例还会去北街的舞厅跳舞，几乎天天如此。第一次瞧见他时，我有些许疑惑，有点神经质。干这么重的体力，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作，怎么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虽说我不敢完全判定跳舞这等体面、高尚、阳春的活动，是悠闲人、排场人、身份人特定的娱乐方式，至少像瓦工这样的群体，天天沉溺这种场所，更需要时间精力的保证和支持。于是，我更加怀疑自己会不会看错，更加质疑天天出现在北街口舞厅的那个中年人，会不会是瓦工本人。有许多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猎奇心，走进了这家装修得轻松温馨的舞厅。舞池里，瓦工早已在翩然而舞，优雅得体的舞姿，让我将他判若两人。瓦工四方四正的脸盘，总有一幅黑土加黄土长庄稼的笑脸，在我的眼前同镭射灯一同旋转，只是那落满泥灰、长满窟窿的T恤衫，早已变成西装革履。瓦工的舞伴显然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一位身材高挑、明眸皓齿的年轻女子，陪着他轻歌曼舞。女子一袭黑色光亮的长裙，半高腰皮靴，头发高挽着，一对明晃晃的耳坠子，在光影里欢快地闪动，释放的是超然，不变的是脸色，是笑容，是轻松的心情和永远的快乐。是肢体与灵魂完美结合的飘逸和洒脱。一阵，又有一位清纯靓丽的红衣女子与瓦工相约而舞，瓦工脚步踏实稳健，一板一眼地掌控着节奏，灯影里，红衣女子更加媚妩可人，像一只飞蝶，又像一团热情奔放、魅力四射的火焰，大半个舞场因为瓦工和红衣女子的绝妙组合沸腾起来。

　　瓦工的日子是辛劳的，然而，被称作匠人的瓦工，其生活又是匠心独到、丰富多彩的。白天，他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浸着冷风，长年累月为生活打拼。夜晚，他又在两个阳光丽质年轻女子的相邀中，踩着音乐、踏着节奏、哼着轻曲、咬着口香糖，消闲时光，放逐心情。一天一天，瓦工就这样简简单单地重复着一成不变的日子，或许，瓦工根本说不出生活和生命的本质意义，但是，瓦工生活却为我和所有现代人揭示和传递着这样一个浅显又深邃的道理：劳动为了生活，生活必须快乐。这便是那种超越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