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坚信，要想成为优秀的作家是必需一些天赋和才气的，那些平庸的作家们虽然也在兢兢业业地埋头苦干，但是总圈囿在呆板僵硬的文字宫殿里，不得其路，缺乏灵动的生气，甚至由文及人，人也仿佛缺少了灵气，生活于乏味的生活，迷失，或者甘于沉沦。

　　在认识潘军之前，自然先是在他的小说中得以窥见一个小说家的独特气质和禀性的。记得大学的那几年，我对先锋派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苏童开始，继而扩展到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细细阅读了作为先锋小说家潘军的六卷实验文本，那是他结束海南经商生涯的总结，自然也是梦想重新开始的地方。而对于那时的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如何理解小说中难解的迷宫式的叙述圈套，或是体味情节故事之外的深远意味，而是让我感受到一个作家对文学矢志不渝的热诚和执着，凭着年少的冲动和对他的心仪，自己也尝试着写了个叫《失踪》的万字小说，虽然直到今天也未能公布于众，但那一段美好的记忆和此后对他以及他的作品的关注却并没有因此而“失踪”，反而愈加的强烈。

　　他曾经两次到我们学校来讲学，可惜的是，因种种琐事，两次我都未能到现场亲见、聆听。只是听说他讲课也是非常精彩的，学生们都很喜欢，能写会说的作家其实是不多的，想想便又添了些许遗憾。现在，他再次来到这里，为他的父亲买一套房子好安度晚年。于是，算有了这里的真正印象。

　　他住的宾馆，在菱湖公园里，所以一路走便正好一路赏了风景。荷花开得正是时候，层层叠叠的荷叶映衬得也恰到好处，湖边立着一位头发斑白的摄影师，迎着荷花和广阔的水面，若有所思。艺术家对美好的事物总是情有所钟，比如花朵，比如风、水。突然记起潘军那篇《重瞳》的结尾，“第二年春天，这块地方开出了一片不知名的红花。有一天，一个老人领着他的小孙女到这儿散步。那孩子就问：‘爷爷，这些漂亮的花儿有名字吗？’老人思忖了片刻，说：‘有，她叫虞美人。’”如此精妙的结尾和虚构，也只有潘军才能想得到吧。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将住处安排在这里，至少这里离俗世很远，离美好很真实。平淡，自然，很符合他的审美吧。

　　宾馆叫“黄梅山庄”，就在湖边，山是没有的，倒是以本地特色的黄梅文化为装点，很有些戏曲的韵味和氛围。潘军与黄梅戏是有极深的缘分的，他的母亲就是很有名的黄梅戏演员，父亲不仅能唱还能编剧，潘军对戏剧的爱好和坚持或许也正是源自这份家传吧。我到达的时候，他正与市文联的几个朋友打麻将，激战正酣，这倒出乎我的意料。可转念一想，便觉得自己的可笑，文字之外的作家其实是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在世俗的烟火和功利里，各有各的喜好，据说苏童、叶兆言等也是很喜欢打麻将的，懂得如何生活，才懂得如何写作，于是心下释然。

　　搬把椅子，就坐在他的身旁，看他打牌。忽然他侧过头问我，“好像在网上看过一篇评《枪，或中国盒子》的文章，是你写的吧？”我说是的。理解是对的，他说。我很高兴，也很意外，那么小的一篇千字评论，很早写的，他居然还有印象。倒是他的那些像《枪，或中国盒子》、《临渊阁》这样的短篇小说是我很喜欢的，短小，精致，意味深远，“寥寥几笔，尽得风神”，与他的中长篇相比，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来。

　　晚宴便就近安排在“黄梅山庄”，由我的同事朋友宗俊兄做东，他和潘军是老乡，曾写过若干关于潘军的专访和论文。同时还邀请了师院的几位老师，或与潘军交往多年，或写过对他小说的评论，济济一堂，很是难得。潘军是健谈且风趣的，你能感受到他那种自然而然的表达的欲望，而我们又自然而然地被他生动幽默的话语所牵引，无怪乎他能够在他所虚构的文学世界里让读者心甘情愿地迷失。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脸在烟雾背后，我可以很好地观察和倾听。一个在商海文坛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作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生气，依然散发着对生活对文学的高度热情和冲力，这同样是很难得的状态，虽然时光的印痕不可避免地呈现在他的脸上，但那个当年在话剧里饰演鲁迅的青年依然棱角可寻。我知道许多作家在功成名就之后纷纷安然于既得名利，除了把早年的作品拿出来拼拼凑凑再编成大同小异的集子之外，就是四处周游不务正业地赚人眼球，而真正潜心于字里行间寻求创新的可谓少之又少。这样的现状，潘军自然是熟知的，更是时刻警惕自己的，为了不让读者重复消费，潘军拒绝了很多五花八门的选集的邀请，在我看来，这正是一个作家对读者最珍贵的良心。

　　聊到文坛上一些知名的小说家，潘军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自知之明的。他说，自己自信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叙述技巧的把握，是不输于他人的；二是除了写小说，戏曲、编剧、绘画等也照样拿得起。唯一不足的在于哲学方面不够深厚，不像韩少功有着深厚的哲学根基。如此深刻地作自我评判的作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仔细想想，他说得倒真是实事求是，虽然他已从先锋创作向可读性较强的现实主义写作转变，但对叙述技巧的驾驭，对人物内心的揭秘，还是保留着浓厚的先锋余韵，尤其是他匠心独具的构思，别致独特的语言，反讽，含蓄，诗意，不拘一格。正像韩少功曾说的，潘军的语言是半天才半疯癫的。近些年来，他在剧本创作上更是倾注了许多，自北京人艺演出他的话剧《合同婚姻》之后，根据他本人的代表作《重瞳——霸王自叙》改编的大型话剧《霸王自叙》在中国国家话剧院首演；因为对京剧的痴迷，他又把《重瞳》改编成六场京剧《江山美人》。听说他最近又自编自导了一部悬念间谍片——《五号特工组》，在东方电影频道热播，被誉为中国版的《加里森敢死队》。这些干得热火朝天的“副业”，不由得不让人心生感叹，心存敬佩。

　　再见潘军已是一年之后。

　　那天穿过菱湖公园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一年之前也是经过这里。不同的是，那时是炎炎夏季，而现在，阴沉的风掠过湖面而来，吹得人心生寒意。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触目所见，这两句算是最好的回答了。艾略特说，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在我看来，四月倒更像是一个小说的季节，冷暖更迭，波澜起伏，不见得多么残忍，倒显出几分随意和亲切来。

　　公园里安静得很，没有周末人头攒动的喧嚣，像我一样的人们，似乎都习惯了过一种安稳且没有任何冒险的日常生活，在平庸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像一篇平淡舒缓的散文。我曾跟我的学生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有的人站在你的面前，比如葛优、冯巩，一定是出喜剧，一举一动都透出喜剧的因子；而当你们的爷爷奶奶或是父母站在你们面前，一定是部小说，沟壑纵横的皱纹里都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而我站在你们面前，一定是篇散文，散漫的，随意的，形散而神不散。而我要去会面的却是一个像戏剧一样生活的人。

　　照例他和市里的朋友们在宾馆里打牌，这仿佛也成为他来安庆不能缺少的仪式之一。而转眼间，近一年的时光就过去了，还是相似的情景，还在相同的地方，而在这其间，根据他的小说《重瞳——霸王自叙》由王晓鹰改编的话剧《霸王歌行》已在人民剧院上演了，很遗憾，我没有亲见，在网上找到剧照和相关报道，反映很不错，似乎也贯穿了小说独有的风格和特色。他自编、自导的“悬念间谍”剧《五号特工组》也在各级各类电视台播出或正在热播，收视率几乎都是第一。我不得不敬佩他的“会玩”，小说、绘画、影视、戏剧，诸如此类，都“玩”得很好。试着去想他此前的生活，便发现原来他一直是这样的不拘一格、我行我素的人，从大学自编自演获得全国大学生展演第一名的《前哨》开始，到闯荡海南在商海之中几度沉浮，再到重新归来加入影视制作的先锋行列，好似一出多幕戏剧，每一幕都与他人决不雷同，每一幕又都充满着戏剧的强烈冲突，高潮迭起，变化多端，而无论如何，不变的还是他对文学的坚守。曾经的先锋名将，有的已没有再继续，有的似乎已写不出超越以往的作品，有的就几乎销声匿迹了，只有像潘军、苏童、格非等少数还在执着地进行着文学的创造，而即使是在经商的时候，他还不遗余力地组织了一次著名的“蓝星”笔会，影响巨大。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文学，而这也成为我敬仰他的一个重要理由。

　　晚宴一如去年，只有几个陪客的变更。我依然坐在他的对面，这样的距离可能更便于我观察或想象。自觉不自觉的，他依然是话语的中心，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倾听，而这可能正是身处体制之外与体制之内的区别所在吧。他的不羁狂放，任性言行，自然也是我们无法模仿的，正如他拒绝了某所大学特聘教授每年必须服务两个月的要求，在他看来，自由是比金钱更重要的，而对于深陷于世俗艰难中的我们，恐怕是无法承受如此牺牲和如此超越的。我们的生活太像一篇中规中矩的八股文章，起承转合，抑扬顿挫，都谨遵着严格的要求，虽是知识分子，却多的是束缚和章法，少了似魏晋或五四人士那般的气度与风骨，所以内心里十分仰慕那些个性张扬甚至有些狂狷的墨客骚人，比如嵇康，比如刘文典，比如眼前的潘军，因为其少有，因为其本色，所以更显难得吧。

　　短暂的相聚，意味着长久的别离。潘军再次消失在菱湖的夜色里，我不知道他何时再会回来，或许是明年的清明，抑或是我读到他的《戊戌年纪事》时候，可以肯定的是，有他在的地方，总少不了惊喜，也总少不了感叹。对于一向特立独行的潘军来说，我想，他更像是个“叛军”，没有禁锢，没有界限，他在每个领域似乎都能游刃有余，又成为与众不同的“异数”，就像一尾灵巧而坚韧的鱼，自由，个性，勇往直前。我无法料想他到底将游进怎样广阔的海洋，也无法回避他眼神中流露的商人的某种色彩，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他将继续像戏剧一样生活，自编自导自演，游走在人生舞台上，尽情享受生旦净末丑的意义以及生命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