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与憎书

　　赵湾初级中学李道泓15091552868

　　每当我看见现在的孩子们，对好书，特别是对课本十分憎恶，一点也不爱惜时，我感到十分难过，不由得常常想起我青少年时代嗜书如命，爱书爱得如痴如醉的一些事来。

　　我出生于一九六一年，一般的书籍报纸能读得过，大概是在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也就是七十年代中期吧。我记得我在马蹄沟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师让我们几个学生到教室上面的楼上去搬木头，我却意外地在厚厚地灰尘中发现了一本书，便如获至宝，轻轻地拍掉尘埃，发现书已经没有了封皮，书里讲得是教小学数学的，虽然一点也看不懂，还是悄悄地把它藏在怀里。我想，既然只有这一本书孤零零丢在灰尘里，那它一定是一本被主人丢弃的书，我得到它便不是偷盗，更不应该是道德品质恶劣，我拥有它便是心安理得了。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我都一直珍藏着，直到我上了安康师范读书后，才知道那是一本文革前的小学数学教学法。还有一次我和大人们一起去赶集，在赵湾区政府门口的街道上捡到一本《陕西水土保持》，虽然看不大懂，但还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这两本书，我一直保存在我的小木箱里，直到参加工作后，才连小木箱一起交给我二弟保存。我还记得，我上初中以后，有一次我到甘溪区大岭施家坡的外爷家玩，从我外爷的枕头底下翻到一戏本，叫《朱春登放饭》，纸质薄薄的，颜色黄黄的，是石印本。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意思，但我有一种要拥有它的强烈愿望，我死乞白赖的从外爷那儿弄到，揣在怀里回到家里，就像是怀里揣了一个小兔子。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书一定是属于封资修的，是四旧，该烧该毁的禁书，看这样的书是要被批判的。我充满了好奇，却不敢看，看一眼心便咚咚地跳得厉害，只好用牛皮纸包住，藏到房后头的地里的土墙中，等我放假回来再去扒开土，那书已经化成粉末了。

　　我上五年级的那一年冬天寒假，我从语文老师施新义哪里借到了作家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回家后便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屋外面大雪纷纷扬扬，全家人没事，只有坐在火炉边烤火，天上在下雪，陈旧的土屋里光线昏暗不明，我只有爬上土窗台上去读，我看到高玉宝一家受地主周扒皮欺负时忍不住呜呜咽咽泪流满面；当我看到从高玉宝那幼小的心灵里激出的仇恨的烈火，以自己聪明的智慧惩罚了地主周扒皮，特别是半夜鸡叫那一节时又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妈就在火炉旁边说，这娃真是疯了，大雪天不烤火，一个人坐在窗台上，不知道看得啥书，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我到红岩滩上初中的第一天便得到了一本书，是《海的女儿》，放下午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旬河边的石头上迫不急待地读了起来。那是一本反映南海渔民智斗台湾间谍刘阿太的长篇小说。虽然从现在的角度看，是把国共两党的对立搞得太绝对化，大家是不共戴天势不两立，我们也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不利于海峡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的，但那时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我原本以为我这个高山下来的住宿生，每天下午都可以像现在这样静静地坐在河边读书，那该多好。可惜的是，从上学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利用中午和下午的休息期间进行建校劳动，直到我毕业离开红岩初中的前一天。虽然如此，在读初中的两年半当中，我还是读了像《大刀记》、《红旗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样的好书，这些书中人物到现在还活在我的心中。当然还读过其它不少的书，可惜大多是反映文革时期的左倾错误作品，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性可言，所以都忘记了。我的初中二任语文教师程子汉老师说，他有一本《南宋飞龙传》，我便神往不已，但可惜没有读到这本书，我不知道书里讲了什么动人的故事，便用牛皮纸包住另外一本书，在封皮上写着《南宋飞龙传》，以慰思慕之心。我的班主任、我的语文老师、我的恩师——李本恒老师，他见我如此爱读书，不仅把大量的书籍借给我看，还送给我一本《汉语成语小词典》和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我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到上高中时，那一百首唐诗大多都能背过，像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等。那本成语词典虽然不敢说是滚瓜烂熟，但无论谁提到哪个成语，我都能准确地说出它的意思。那时候整天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是用放假砍柴挖草药卖得钱买了一套《历代文选》。

　　文革结束后，恢复了正常的考试制度，那一届整个马蹄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赵湾高中，且按成绩分在了一班。从家里到学校大约有30里路程，往返学校的路上无以为伴，书就更成了我唯一的伴侣和知音。我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东摇西摆，常常是跌到路下去了，或碰到石坎子上，磕痛了用手揉揉，起来抱着书再看再走。我是这样的爱读书，时间长了，马蹄沟的乡亲们就人前人后地喊我“书呆子”或“书胎子”，说我这样书不离手将来一定能考上学，有点出息。父老乡亲的误解使我诚慌诚恐，我说爱看书不一定就学习好，可他们就是不信。我想将来考不上如何面对江东父老，于是更加努力学习各门工课，最可惜的是文革中没人敢抓教育抓质量，我在初中的数学基础没打好，两年半中，就先后有八个数学老师来教我们，这样走马灯样的换来换去，我没法学好。我记得把一位文革中小学毕业的老师调来给我们代数学，他自己都不懂咋教我们，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特别是教《圆》那一部分，老师也搞不清圆的相切、相交是怎么一回事、怎么计算，他说根本没学。到了高中，我虽然十分喜欢物理和化学，但到底因为数学根基太差，理科这一关过不去，我还清楚的记得，我是以数学17分理化32分的成绩考进安康师范的，不用说是全靠语文和政治两样抵上去的。

　　工作后的几十年中，我一直未中断过读书学习，每次回家都戴有书，母亲不止一次地说我，你都几十岁了，工作也有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的看书？我说不看书心里心不好过。是的，读书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几十年中，我常做这样两种情节大致相似的梦：梦见满架的新书，甚至连开本的大小、书面设计、书的名称、以及连书名是用什么字体写得，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梦见在沙滩上、石缝中找到大把的古钱币。这大概是因为当学生的时候无钱卖书，总是想着等工作了就好了，没想到工作后收入低微，生活拮据，九十年代后书价又猛涨，常常是看着爱慕不已，却又买不起。可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孩子们不爱书了，更是十分厌恶课本，每到放假考试前，他们就把像历史、地理、生物这类书撕得支离破碎，装在身上藏着掖着作假袋，试毕便扔得满教室都是，放假前这些书不是被束之高阁，而是统统地卖给收破烂的，换得几块钱去买饮料、买雪糕、买水果吃。我看着那装帧精美的课本被撕被毁心里十分难过，我读高中以前几乎没有课本，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有装帧精美的彩页了。但是他们对学校和老师要求不许看的什么言情甚至是色情、暴力、迷幻类的网络小说却看得如痴如醉，大有偷尝禁果的味道。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也常常在反思：并不是说我青少年时代喜爱好书就比现在的孩子高尚纯洁；现在的青少年爱读这样的书，责任也不全在他们。问题的关键是我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代人，我的青少年是处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极其匮乏的特殊年代，而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却是处在衣食无忧要啥有啥，文化市场十分混乱，沉渣泛起的商品信息时代，奸商贪官唯利是图，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化垃圾，我们能一味地责怪孩子吗？其责任在成人，在整个社会，全社会应该全力一赴打击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非法文化市场，努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让他们爱读书，让他们读好书，主让他们从好书中吸取人生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