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天，领到绿色的离婚证后，一堆书和书画工具成为了我的累赘，我把它们寄放在朋友那里。朋友一家人住六楼，七楼是添加的：红洋瓦的屋顶，简单粉刷的墙壁，一百多个平方；一直被闲置，显得空荡又隐蔽，很适合收容废件和旧物。在其中，用了半天炎热的火一样的时间，我完成了我的抛弃。那些书被油皮纸包裹，塞满画案底下的抽屉；画案端正地被安置在屋子的中央，画毡平展，成一种等待的状态。告别它们时，我如同又经历一次离婚。随后，我看似了无牵挂，又开始四处行走。

　　其间，头二年，曾回去看过它们三`四次，我一次比一次自感荒凉。因此，以后即使去了，也不再上楼。只是和朋友谈话，喝酒时，我总不自觉地抬头上望。似乎隔着一层结实的预制板，囚禁着一群故人，一群我的落难的故人。

　　那些书，大约有四百册，多数为碑帖、画集、诗文集之类。书画类书籍出版者基本上是“古籍出版社”或“荣宝斋”，显得古朴厚重；尤其是那些碑帖拓片，黑底白字，一片斑驳，如同一堵堵神秘历史的墙壁，必须慎重恭敬的心境，才能读懂；如果临习，那更是要手追心摹。而文学类书籍要显得蓬松一些；当然，这种感觉只是体现在外表上。有一种倾向很明显，我对中国古典和近代文学作品，几乎没什么兴趣。我个人认为，前者语言形式与现代完全不同；沉溺其中，对我无宜。它作为学术研究，很恰当；作为学者探讨的某个领域，很合适。而我不能也不想担当或冒充这个角色。我还感到，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写作，那些古代的文字作品的影响是，割裂大于延续。而后者，也只是现代意义的写作这一新形式，在中国的开始，整体显得幼稚。我更热衷于阅读西方经典名著，及现代先锋诗人的作品。因此，我的藏书一直都服从于这个理念。这些书被寄存时，已显得很旧了。当然，我说的旧，是形容它们的外表，与书的内容无关。

　　我的购书、藏书，始于一九八八年。那时，我十八岁。刚从一所职业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区纺织厂上班。我身体的发育，一直都比同龄人晚许多。进厂体检时的数椐就是证明：八十六斤，一百五十八厘米，没一根胡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童工。因此进厂初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轻体力活。比如扫地，捡拉圾，晒原棉。这些工种，不须动脑筋，便于我去琢磨其它的。当时，我持续参加了区文化馆的书法和美术培训班。不否认，我在这些方面，的确非常用心、刻苦。对于许多事物，往往是深入了之后，才感觉到自己认识的匮乏、弱小。而书似乎能使改变，重新塑造自己。所以，一领到工资，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智路口上的古籍书店。那时，工资很低，由于离家有几十里地，还须租房，吃饭，穿衣等世俗开支，再加购书这一无节制的精神需要，还有自己不善计划、分配的本性，尽管每月还得到家里的补贴，我仍搞得十分窘迫，肚子常饿得痛。但并不觉得内心荒凉。回想，那几年买书的确疯狂，不计后果。我的藏书，大部分是那时买的，也是那时饿出来的，像我体外的口粮。

　　没有收捡，不会整理，也是我的生活特征。我很难把书集中放置于室内某个固定的位置。它们往往会被散落在床上、书桌上、凳子上、地上或厕所的窗台上，像一片片落叶；置身其间，总让我有秋天的感觉，收获的感觉。只是随着我这种感觉的持续，书旧得很快。这种旧，并非时光流逝的印迹，而是我的目光专注与我生活坏习惯造成的结果。

　　让我的书很快变旧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搬迁。

　　这是一个很沉的话题，也是一种很无奈的生活状态。已经记不清，至今为止，我进行了多少次搬迁。但是，那些年，扛着一捆捆书的搬迁景象，让我记忆犹新。二十岁长出胡子之前的搬迁，是因为找到了更便宜更幽静的房子。一九九零年以后，因从书籍中所获得的能力，开始在厂里从事宣传工作，很快，我在厂院内有了一间集资屋子。终于有了近二年的定居。这期间，我进行着非常痛苦的恋爱。常常把内心的愤懑和狂燥发泄在这些书籍上。

　　其实结婚以后，我几乎仍处于单人生活的漂流状态。分居对于我而言，不仅仅是相对于一个在法定意义上有妻子名份的女子，更相对于一堆有依赖性情感的旧书。只是我与我的那堆旧书的分居，是被迫无奈的。那几年，我的旧书常常被散落于几个地方。我乡下的家的意义，逐渐向老屋这个层面转换。我把一些我己经不再常用的旧书，放在那里。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作用、意义或业已深藏的内涵和散发着的气息的层面，老屋与我的那部分旧书极其相似，应该能成为我很合理的收藏点。只是我不识字的父亲，上茅房总有撕书的习惯，因此我十分担忧。还有一部分会用的书，被我存放在镇上二位亲戚家里，以方便我需要时去拿取。那里并不具备收藏的氛围与条件。而我常常随身所携带的，是三、五本旧碑帖。

　　这种状态如同一种慢性疾病，一直持续着。一离婚，那些令我十分厌恶的世俗纠葛，似乎已被我挣脱。同时，我对那些旧书的依赖性，几乎接近无。这二种变故之间似乎并没什么必然关联。不过，深入地自我剖析一番，还是能发现十分隐晦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些书，为我营造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形式，无论是以文字所描述，还是以图画所再现或表现，都是对生活的提炼，有的甚至是对历史提炼后，又经历了时间的持久锤炼。这样一个世界，无疑与我的现实生活都很大的距离。因此，我常常是在书所营造的世界中思考。同时，又不得不在现实的世界中生活。而且我还会用思考所得，来要求我的现实环境，这无疑是不可能。尤其，我向来是固执的，不妥协的。而婚姻是一个人很重要的现实需要，很重大的生活形式。它会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也会葬送一个人的一生。何况我对婚姻的期望，是来自那些旧书。因此，现有的婚姻与我的期望总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对我而言，婚姻不仅强大，同时也很脆弱。一种感觉，能够延续它；一个想法，也能彻底地摧毁它。

　　只是，我强烈地感到，随着我阅读与创作的持续，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书籍的依赖性越来越少，自己能够成为一本深沉的旧书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走进书店，我再也不像当年那样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当然，能让我买的书也日渐罕见；也就是，能让我收藏变旧的书，越来越少。

　　到目前为止，在与我有亲密关系的人当中，能收藏我的这些旧书的，我的这位朋友是最合适的。这种合适，不仅体现在，他有大量的闲置空间这样现实条件，更重要在于，我有着共同的求索方向，并且一直以各自的方式企图到达。他的书房有二十多平方，几张书柜并列，二面墙壁几乎全部被占满。我一直都认为，他的阅读与创作过于保守。这是他的本性所决定的；体现在他的藏书方式，也是如此。他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横列分明，有条不紊。他是一个仕途边缘人，因此对于他，无论是从政或是从艺，都显很局促，放不开。在与我不同的生活状态中，他和他的书也在一天一点地变旧。

　　时间太快。弹指之间，我的那堆旧书，已在他那里寄存有十来年了。想，没有了我的翻阅和依赖，它们在单纯的时光的流逝中，依然在变得更旧；又想，寄存时，它们身上那些还显崭新的伤疤，应该已蒙上一层霉黄的时间面纱。当然，那一道道伤疤，何曾仅仅只是彰显在层层叠叠的页扉之上？

　　几个月前，从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家乡，朋友打来电话，说：“七楼已开始漏雨，潮湿得很，想把你的书转移到他的书房。”

　　2011，6，20于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