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我们正行进在嘉陵江边的小路上。

　　我空着手走在后面，岳父挑着满满一挑菜走在前面。岳父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左右，但扁担前后篮子的菜却冒得很高。从后面看，几乎看不见岳父的身影，只能看见一个黑魆魆的背影在随着菜篮子里上下颤动。这是一条离江岸只有五六米悬在江岸石壁上的小路，平时也没有人走，只有他们这些菜农偶尔走上一两回。可为了上街（进城）趁早卖一个好价，他们就只得走这条小路。小路凹凸不平，不知是那辈的人用凿子，錾子或钢钎凿出来的，坚硬的石头随处可见。我的脚趾还经常撞上了那些溜尖的石块，一阵尖锐的刺痛，霎时从我的脚趾传到了全身。我咧了咧牙，装出没事一般，继续与走在前头的岳父闲谈。

　　岳父从从容容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还跟我说话，一点儿也听不出喘气的样子。曙光渐渐明亮起来，可以看见滔滔不绝的江水。水波仍是不很明艳，只看见一些黑影儿在水波的肩上跳跃。它们也不甘寂寞，訇訇地发出一些轻微的响声，似乎害怕打破这黎明前的寂静。江边村子里的千家万户，甚至那些江边的野草，江边石岩上的水鸟都还在梦中呢。我与岳父的脚步都是轻轻的，沙沙的，不侧着耳朵去听，人们几乎是听不见的。

　　岳父背影的轮廓渐渐清晰了，头上的白发也能看清了。随着他的脚步一上一下，那根根白发也随之上下颤动，像坐在婴儿摇篮里的婴孩那么悠闲。这时的嘉陵江里还没有船帆，甚至夜里漂浮的渔船也歇息去了，躲在哪个清凉的石岩下抛锚了，正数点夜里的收获。江上的景象也起了变化，原先澄静的水面燃起了青烟，袅袅娜娜，贴着水面随风而散。不一会儿，星星点点的烟雾便连成了一片，浓浓淡淡地弥漫了整个江面。江中心有一两个沙洲，上面长满了青翠的芦苇。江面上并没有歌声，只有早起的水鸟嘎嘎地叫着，是饿得睡不着了，还是早起练习自己的嗓子，我们可不知道。我紧一步慢一步跟着岳父。不知走了多久，我觉得有些累了。

　　天光大明，可以看清石壁上的纹理，小路边一丛丛的杂木。间或有一两只水鸟扑棱一声从脚边飞起。我感到十分有趣，心里想着用什么富有诗意的词语来表达。可刚想到一两句唐诗或宋词，却被流水的声音打破了。岳父还是头也不回地向前赶着。我们走过一处叫青木岩的地方，这里山势很陡，一条大约呈九十度的石梯从山顶垂到到江边，但岳父还是轻轻松松地走了下来，虽然他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当我们来到一处较宽的地方休息的时候，我才发现岳父是光着脚板的。

　　难道他就是这样在这条小路上走了一辈子？

　　我望着江面上浓浓淡淡的烟雾迟疑着，想说些什么，但一时又找不到一些词语。只见岳父还笑吟吟地说，这里凉快，我们再休息会儿吧。

　　第一次与岳父相见就让我难忘。那是我大学第二学期放寒假的时候，随着岳父的女儿到了嘉陵江边一个叫窑坝寺的地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地方。如果说他的最大功绩，就是竭尽了他所有的努力送了一个大学生出来。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一个大学生就意味着人生的改变，家庭的荣耀。听我的爱人说，岳父就是靠一担担菜才供上几个孩子上学。在我的大学期间，我的很多零花钱也许就有岳父辛勤的汗水。这个地方与我的老家很不相同，地势平坦，又紧邻嘉陵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有美丽的风景。被劳动所迫的岳父并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来欣赏这旖旎的风光。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被黄瓜，萝卜，菠菜，卷心白，藤儿菜，花菜，紫菜等占据。什么育苗，什么栽苗，什么上肥，我一窍不通。不过我有时喜爱站在地边看岳父怎么除草，怎么上肥，怎么摘菜。这里有很多讲究，岳父都给我一一讲解。我的老家并不种菜，菜的种类也少，这给了许多知识，让我认识了不少菜名。如第一次见到藤儿菜，我说怎么吃的。长长的藤子，竹子似的结巴，怎么能吃呢。这么好吃的东西，又为什么又要给猪吃呢，这让见识短浅的我很难想得通。岳父都慢慢地给我说，说时，一边饶有兴趣地讲，一边抽出根纸烟递给我，来一根吧，老杜。那时，我显老，妻子说，注意点，他称你老杜呢。我一下明白过来，显然是岳父对我“不满意”。我心里咯噔了很久，说话做事就愈加谨慎了。其实，后来岳父说，他并没有那样想，只是扣痞子罢了。可在我确是一场“心虚”和“地震”。幸亏我后来“补救”及时，岳父再没有这样称呼了。我真的把他当做“父亲”了。

　　我是一个十足的“笨人”。一次过年吃汤圆，我问，汤圆里的红糖是怎么钻进里面去的。的确，煮好的汤圆，滴溜溜圆，那硬硬的红糖是怎么放进汤圆里面去的呢。我小孩子似的疑问引起了大家的笑。岳父却说，不要紧，下次做汤圆时，就在旁边看看就行了。的确，今天做汤圆时，我就跑到了嘉陵江边去了。那里有一块大的滩涂，上面尽是大鹅卵石，有几百平方，非常壮观。我疑心来到了外星球。果然，第二天，岳父做汤圆时，就叫我在旁边呆着。让我看看汤圆是怎么“做”做成的。

　　有一年我回老家养病。为了不让岳父担心，路过县城时就没有去他家。后来可能是妻子走漏了口风，岳父就来看我。我的老家居住在离县城有八九十公里的小山村，交通极为不便。县城到我们镇要坐大半天的班车，还要步行十多里的山路。我老家尽是海拔几百米的大山，对岳父一直生活在地势较低的嘉陵江边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但岳父并不气馁，也不怕辛苦，硬是坐了八九个小时的班车，又过了西河，越过许多山垭口，一边问一边走，肩上还挎上给我装满了礼物的口袋，天黑时才赶到我的老家，在黑魆魆里问哪里是“杜客”的家。当我看到岳父那张既是疲惫又是兴奋的脸时，我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当我嘴里说出辛苦之类的话时，他只是说，没啥，有啥呢，比年轻时上广元要好多了。的确，岳父年轻时，家里穷，为了讨口饭吃，就去了广元苍溪做活。当然，那路也不近。可实在讲，我老家就紧靠着广元苍溪剑阁了。

　　这一次，岳父还带了我父亲想要的菜米子。从此，我们老家也吃上了嘉陵江边的蔬菜。

　　大约是岳母去世后第三年，岳父日渐消瘦，而且面皮发黄，在家的人都劝他好好休息，去医院里瞧一瞧。可他说，幺儿子的婚事还没有着落，孙女儿还没有人带，地里还有很多活儿，黄瓜才起蒂蒂，还需要温度，那包谷地里的草长得人深了，人家看了要笑话，家里什么都需要钱，白吃了药不划算等等。我们都在外地工作，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只有打电话给附近的人，可岳父就是“犟”，硬是等黄瓜摘了卖了，包谷地里的草给除了，水稻收了晒干了装进了圌子里，他才对我们说，他去看医生了。我们问什么病呢。他支支吾吾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感冒久了。邻居对我们说实话，岳父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走路都走不稳，好像要随时倒下去似的。妻子很不放心，决定回家一趟。半个月后，妻子对我说，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苦”了“累”了一辈子的岳父还不肯休息，在离世的前几天还去了一趟他熟悉了一辈子的菜地，秧水田，包谷地，红苕地。他看着那些郁郁青葱的蒜苗，菠菜，麦苗和红苕藤，嘴里总是嗫嚅着什么，是那些庄稼舍不得离开他呢，还是他离不开那些庄稼呢，我们都无从知道。只有江上那些习习的清风知道。也许，只有在傍晚或凌晨，江上那些似烟似雨的雾知道。那些薄纱般透明的雾，浓浓淡淡，熏染似的，画就了岳父一根嘎嘎吱吱的挑着日月的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