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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经典散文

发布时间:2022-04-12 08:57:09

  除了哑巴,人人都能说话。可说话与说话有区别,一是人的素质不同,表达能力有异,再者,汉语不仅词汇丰富,而且含义多。同样一句话,说者和听者就可能就理解不一样。在本地流传很广的一个乡里坊间笑话:西部山区一个村妇很少出门,偶尔出门赶集,吃了一碗拉面,回来跟邻居谝嘴,谝嘴就难免夸张,她说,哎呀,人家拉面可好吃哩,人家拉一碗俺吃一碗,人家一直拉,俺一直吃。邻居取笑她:那你就爬在人家后面吃,还用碗干啥?村妇的话不但没有引起乡邻的羡慕,而且成为乡邻的笑话。因为理解不同。拉,是动词,村妇说的“拉”是拉面的拉,而听者却把这个“拉”字理解成了另一种“拉”。我有一次早晨在一个拉面馆吃拉面,因为人多,一直等,我心急,就催促伙计,这个伙计大声向操作间高叫:快点儿拉,人家等着吃哩。恶心的我立马走人,因为我想到了这个笑话。

  说话经典散文

  中国是个语言大国,虽然汉语是主导,可地方话把同样的词语演绎为不同的腔调,有的罗嗦,有的简练,像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所说的那样,甚至因此产生歧义。邯郸是个古老之地,语言特色相当明显,邯郸人虽然古道热肠,可邯郸话却像邯郸人的脾性一样:直,硬,倔。很斯文的一个人,说出话来像石头蛋子。不过邯郸话简练,比如邯郸话的“多旦”(我是按音揣摩,字不一定对),就是“啥时候”的意思,现在回乡下老家,村里人还有人见了面问我:多旦回来的?很亲切的问候,像暑天的一阵凉风从肌肤滑入心头。可这毕竟是地方话,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公社书记夏天到北京出差办事,等待期间,他铺张报纸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睡着了。一个管理人员喊醒他。他问管理员:多旦啦?意思是啥时间了,或几点了。这个管理员听不懂这个公社书记的家乡话,愣了,骂道:妈的,有东单西单,哪儿有多旦?

  这个公社书记觉得窝火,回来还忿忿不平地说:大地方的人嘴头就是厉害。现在看来,不仅仅是北京人厉害,是北京厉害。作为大城市和一国之都,有优越感是正常的。如果反过来想,邯郸在两千多年前作为赵国国都时候,那时北京还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如果一直作国都,说不定现在的邯郸话就是国语。如果假设成立,那外地人就不仅是邯郸学步,也许会邯郸学话。

  说到底,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综合政治、经济、潮流等诸多因素。五十年代邯郸棉纺企业兴盛,从天津引进一批人才,从六七十年代邯郸流行天津话,不管是不是天津人,见了面总是来一句“嘛事儿”,为啥?那会邯郸还相对封闭,天津话比邯郸话轻巧耐听。改革开放,广东经济领先,许多人就粗着舌头学说广东话。为啥?人家经济好,有钱。有钱说话就算数。腰包决定嘴巴。一个富人逗另一个穷人,说:你喊我一声爹,想要啥我就给你买啥。这个穷人也很聪明,说:爹吃糖。这个富人就给穷人买糖。这个穷人说:爹吃烧饼。这个富人就买烧饼。看热闹的人都笑了,他们纳闷:这究竟是谁叫谁爹呢?这个穷人利用了说话的速度和技巧,变被动为主动。如果按约定,这个穷人应该先喊爹,然后顿开,再提出自己的要求,可这个穷人又当了爹,又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一举两得。

  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的象征。谁有权谁就说话气粗,这就是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训话,一大群人在下面听的原因。不是主席台上这个人水平高,是因为他掌握着话语权。一个单位如此,一个家也如此。我一个初中同学小时候,在他爹面前服服帖帖,而他总是要求他的弟弟们在他面前服服帖帖,可弟弟们总是不听他的。有一次他爹赶集出门,他觉得机会来了,就把三个弟弟召集起来训话。本来是他爹出门后,他认为自己是老大,要弟弟们都听他的。可他不会表达,就说:咱爹不在家,我就是爹。结果被弟弟们告发,他这个当爹梦,被他爹给一脚踹了个粉碎。

  家长制是血缘造成的。在父系社会的今天,虽然一直提倡男女平等,可当爹,就意味着权威。但是,家长的权威不是一成不变的,往往取决于他在家庭的能力,包括致富当家理财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外交能力等等。如果你把家弄得一塌糊涂,那儿子们肯定不买你的帐。而能力支配着话语权。我的一个姓封的朋友给我讲述他爹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他的父亲爱赌钱,可自己又没有能力挣钱,于是在输钱后就把几个儿子召集起来开会,他的开场白很特别,问儿子们:是你们喊我爹,还是我喊你们爹。儿子沉默,因为这个称呼问题从来就没有分歧,不好回答的原因是他父亲在确定称呼之后的要求。他爹又说:要是你们喊我爹,就给我拿钱,不拿钱我就喊你们爹,天天跟在你们后面喊爹。儿子哪里经得住这么颠倒,况且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真让他爹跟在后面喊爹,岂不是笑话?于是就乖乖拿钱,心里自然一百个不愿意。

  这个故事也从侧面说明家长制的威力,也可窥见官本位恶习的根深蒂固。为了保住一点既得利益和小小的乌纱,许多人不惜脸皮和自尊。大概是在2000年,一个人来找我们单位投诉,说他们村子进行村委会选举时候有人作弊,这几个农民很是气愤地诉说当选村主任的卑劣。经过了解,这个候选人为了能够顺利当选,就让儿子拉了一三马车的洗衣粉停放在会场门外,并许愿:谁投我一票,就可以得到三袋洗衣粉。结果这个人果然选上了。然而他却没有兑现承诺,唱完票后开着三马车拉着洗衣粉跑了。三袋洗衣粉,充其量也就十多块钱,就把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利卖掉了。在愤慨这个言而无信的村主任的同时,我们也为这些村民感到悲哀。有时,民主在金钱面前是极其脆弱的。所以,经常看到或听说某个人因为卖官或买官而受到查处,从在主席台上当老子,一下子跌入囚牢当孙子,我并不感到惊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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