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萧瑟。梦，其实是被一阵零乱的夜雨惊醒的。不想睡了，拥衾而坐，试图忆起其中的某些情节。最近的日子，思绪纷乱，每天每天，只要有一丁点的事物引发，那些生命里经过的雨季，便会在眼前飘来荡去，不可避免地忆起。

　　我记得那时我们住得很简陋，六个人的房间，全部用稻草在地上铺了通铺，不知为何，她比我们来都早，却住进来的最晚，只好占了一个冲着门口的位置。天气寒冷，门又一开一关的不断，人们出出进进，好多次把飘舞的雪花挟了进来，原来就冰冷的屋子，更剩不下一丝温暖。我想让她到我的铺上来住，我们挤一挤，利用身体，可以相互取暖。也许是出于年龄小的原故，我的想法就这么简单。我拿眼睛盯着她看，很久很久地看着她，想扑捉她和我对视的一瞬间，然后，向她示意，我想我的关切的眼神，她肯定能够读懂。

　　那时我很不喜欢说话，在家里如此，走出家门，遇事依然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凡有需要交流的地方，眼神便不可替代地变做了语言。后来，她终于明白我的意思，搬了过来。那天正好下雪，漫山遍野，簌簌不停地落着。她出出进进，忙来忙去，卷起自己的铺盖，把属于她的稻草和被褥，搬到我的铺下，厚厚地撂在一起。她教我用力地掀动着它们，把它们整平铺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躺在温暖的里面，姐妹一般相拥而眠。那是我和她第一次的接触，她歪着她那也还未脱孩子气的面庞，用弯月般的笑眼回望着我，暖融融，是我对那笑容的感觉。她的颈项如她的脸庞一样的白净。她的身材细瘦。她悄悄地用手咯吱我一下，又一下。落寞了许久，她是第一个让我开怀大笑的人。

　　她平时很少说话，默默的，想着许多心事的样子。她的眼睛微昂着，朝着天空，似乎在和白云交流。作为女孩，她的举止已经臻于成熟，总有让人说不出的美的成份，或者是一种神密，令人眼前突然一亮，大概那正是十六七岁女孩的向往吧。下班以后，她除了吃饭，一般就是看书。房间低矮，灯光很暗，我们请电工偷偷地在铺位上方扯了一根电线，安上一只15瓦的灯泡，挂在一根凉衣用的木棍上。昏黄的灯照，静静地读书，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做得到。电视也有，不过要出门走200多米，到另一个单位去看。

　　那是一个建筑公司，听说那里的工人工资很高，单位也较富裕，于是出资购买了一台公用电视。那台电视，有18英寸吧，这在当时应是全县之最了。我去看过一次，顶着雪，脚下一滑一滑。终于找到一个地方站下，正巧播放几个相声小段，是李文华的，江昆还是毛头小伙子。电视面前，人山人海。天冷，我裹紧了围巾和大衣也还是站不住，脚趾冻的生疼。只可惜，屏幕上的雪花比头上的雪花还要大。有急性子的人不住地乱调频道，一睹气，就再也不想去了。

　　她从来不去，一个人，在屋里静静地读书，背大纲，查词典，运算各种繁杂的习题。她的书很多，有二十几本吧，国内国外的都有。在当时是这么认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小萝卜头》、《红与黑》，等等。我一本一本都拿来看。《小萝卜头》是他哥送给她的，她一直很宝贝地收藏着。有本《基督山伯爵》，她在背题的间隙，每天上班下班毫无选择地看上它们一眼，似乎一点也不生腻。那本书是她同学的，他也在我们厂里，她说他们正准备一同考学，但她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她读小说很慢，有如她的性格，或者她那不动声色的笑容，欢喜的时候，要慢慢地在脸上漾溢开来。那本书，直到她离开，似乎也没有读完。

　　那时候，她十八岁，我也只有十六岁，小小的年纪，为了早一点参加工作，我们都采取了放弃高中最后一年学业的极端做法，等我们真正走向工厂，正真品尝到了劳动者的艰辛之后，那些美好的追求和纸上谈兵的事业，一下子在现实中土崩瓦解，纷纷动摇。她选择了读书，背书，不停地做习题，她的目标是用二年的时间考上师范，然后远远地离开工厂。

　　她读书的心思用的很巧，但是在劳动技能的掌握方面，却一点都不开窍。她在车间做的是装纬工，那是所有纺织工种里最简单不过的劳动了，有人学的很快，手指翻飞，不久就上机位**操作了。她却不行，一双白颀柔嫩的双手，一拿起纬管和木梭就不听使唤，线头一边在手里捻动一边发抖。她因此而恼，而恨自己不行，用眼泪表示软弱和屈服。师傅也很为她着急，手把手教也无济于事，人前背后，只埋怨她一个字——笨。于是就哭。

　　她手忙脚乱，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回到宿舍就躺进了被窝，不吃不喝，也不梳洗，百喊不转。我只好坐在她的身边，手里捧着满满的一杯水，那水是放了方糖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它，渐渐变凉。她一直都在复习初高中的课程。她的母亲是高中教师，对她要求很严。此后的我们，谈理想，谈未来，谈前途的遥远和渺惘。

　　谁能理解那时的渴望？生命在茫然中沉默太久，就会显得焦虑不安起来。

　　她说，她一定会考上大学的，在她参加工作之前，她是班上最有实力考取大学的学生之一。她有一个哥哥，下乡不到两年身体就先累垮了，先是腰疼，后来是胃溃疡，不得不回城静养。她的父亲早逝，母亲与一个奶奶住在一起，生活来源便是她母亲的那点工资。她参加工作的时候，她哥还没有把病治好。她从小身子骨弱，奶奶怕她再蹈哥哥的覆辙，急急的动员母亲把她送进了工厂。不管有多少惋惜，一切都不是她们的过错。

　　终于考期临近的时候，她天天把时间安排的如同绷紧的弦。一个月后的一天，得到的通知是她被录取了，而他却没有考上。接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正在用一辆小推车推运一座红砖码起的小山。厂里垒砌新车间的院墙，为了加快进度，动员所有的职工挥膊上阵，单薄的身体，在七八月份的天气里挥汗如雨。一个老工人无意提到她的时候，“哇”的一声，一口白沫和着一股酸涩从他的胸腔里喷发出来，等人们回过神来，他已倒在地上人事不醒。我们得来的消息，是他很爱很爱她，从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就很要好了。他为她考不上学而担心，也为她考上学而后怕。他为她提心吊肺了整整二年又六个月。

　　第三年的那个夏天她真的离开了工厂，甚至没有任何的仪式和我们告别，是她不想，还是不屑？有人在猜测，也有人在惋惜，高中生，在那时的工厂还不是很多的。那本一直没有看完的《基督山伯爵》，被她小心翼翼地包在一块素花手帕里带走。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在议论着她和他的事情，他的不省人事，她的匆匆离开，使他们的恋情变得透明起来。这在那个思想还比较禁锢的年代，那在公开场合下，在恋人快要结婚了两双手指都不好意思勾一下的岁月，她和他却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所有的人都在替她高兴，为他们祝福着。

　　继她之后，第二年的夏天他也考上了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才正试谈起了恋爱，一个天南，一个地北，鸿雁传书，也别有意味，直到他因病去逝。二十五岁，白血病，还是一个还很年轻的生命呀，正当青春韶华，却过早地受尽了疾病的折磨。她倾尽所有，陪他上北京、下天津，天南海北地找大夫治疗。那时的她们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而且都分配在外地，千里相隔，微薄的工资还不够一趟车票钱。

　　将近一年的时间，她辞去工作，陪伴着他，从没有离开过半步。为了安慰他，她准备好了所有的结婚物品，陪着他去照相馆拍了合影，放大了镶在漆了金边的精致的镜框里，与大红锦被一起压在箱底，只等有一天亲手挂在他们的新房里。谁都知道他的病就要好了，谁都知道他们就要结婚了。可是那一天他们没有等来，那一天，她永远也没有等到。从那时起，她就一个人生活着，过度的悲伤，使她变得少言寡语，孤傲冷艳，很大的一间房子里也只有自己的一张照片，高高地冷清地悬挂在墙壁上，那是七年前她的一个当记者的学生为她拍摄的。十几年里她惟一的愿望就是不断的求得知识充实自己，不断地教出一批批优秀学子。恢复平静的她选择了事业，从此，专注得没有丝毫杂念。

　　她始终喜欢着写作，写着自己和别人曾经的岁月，写着她的所有难忘的经历。有一天她让我去她那里，同去的还有她的同学和我们以前的同事。无数次进出她的家，简单的家具摆放的有些零乱，角落里还积了些不易察觉的灰尘——但这都动摇不了我对她的尊敬，她在我的眼里，永远都是一个满怀着爱情眸子明亮的温柔女人。

　　这已经是我们的第十几次的聚会了，每次去，大家从来都是约好绝口不提及旧事。而今年的这个秋天的黄昏，三十七岁的她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勇气承受一切了吧，终于主动将他们的合影从尘封已久的箱柜里取了出来，平静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从头至尾。

　　我终于想写她的时候，和她在电话里聊了半天，心头一直沉重着，往事，总是挟着十六岁的记忆不期而至。谁说的？什么是幸福？那就是逝去了的岁月，什么是爱情？那也只存在于逝去了的岁月……

　　我一直怀念那个充满了诗意的冬天，尽管我的文字，从不触动它最为敏感和冰冷的一面，尽力躲避着那些令人感伤的字眼，想让它从我的笔下远远地走开。然而，记忆一旦打开，所有的坚持都无济于事，它们与这个夜晚以及此刻的秋雨同在，紧紧地绕裹着我的绵长的思绪，我无力挣脱。毕竟，那是我们踏上人生旅途的序曲，是我们一同走过的一段真实的青春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