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却很少将内心深处的情感外露，只有在他的散文中，真情才会通过文字倾泻出来，感染每一个人。

　　“极重感情，决不忘恩”，这8个字是季羡林给自己的评价，也是他一生的感情轨迹。

　　“我一生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离开母亲，是永久的悔

　　《赋得永久的悔》是季羡林在“望九之年”写下的一篇文章，他的永久的悔，就是儿时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羡林6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6岁时，季羡林离开家乡，到济南投奔叔父，入私塾读书，从此以后，就离开了母亲，后来有两次短暂的会面，但都是由于回家奔丧，留的时间也都很短暂。那时，想着母亲多少日夜眼望远方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他发誓要在大学毕业后迎养母亲。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季羡林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就去世了，回到老家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能见上。此后数十年，季羡林一想到母亲就会泪流不止。

　　祖国，是他的另一个“母亲”。无论是在留德期间，还是回到祖国在北大工作时，他都怀着对祖国如同母亲般情感，践行着“爱国”这一诺言。他曾经说过：“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里，他几乎时刻牵挂着“两个母亲”，“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就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除了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的以外，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家。一提到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漾起一点温暖之意，一丝幸福之感。”

　　最怀念曾经温馨的家

　　年过九旬，季羡林经历了身边亲人一个个地离去——夫人、女儿、女婿都在十几年前相继去世，与唯一的儿子也是关系疏离，直到季羡林生命的最后半年，父子二人才重归于好。

　　多年来，最让季羡林怀念的就是他曾经有过的那个“温馨的家”——由婶母与妻子和他三个孤苦的人共同组建的家庭。他说过，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和婶母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后，到1994年彭德华过世的那段时间。

　　季羡林所说的婶母，是他叔父续弦的妻子，全家都尊称她为“老祖”。而彭德华则是他在18岁时就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过门的妻子。

　　每次谈起婶母，季羡林都心怀感激。1935年，正当家庭经济濒于破产的时候，季羡林获得了一个到德国去留学的机会。“我并没有什么凌云的壮志，只不过是想苦熬两年，镀上一层金，回国来好抢得一只好饭碗，如此而已。焉知两年一变而成了十一年。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挣扎，摆过小摊，卖过破烂，勉强让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华；二小，我的女儿和儿子，能够有一口饭吃，才得度过灾难。”

　　而对于妻子，季羡林说：“夫人彭德华年长我4岁，她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套玩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语言。”但他也深深明白，彭德华是个善良的女人。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就是这样两个女人加上他自己组成的一个家庭，让季羡林每次想起都会漾起“一丝幸福之意”。据他回忆，“这个家六十年来没有吵过一次架，甚至没有红过一次脸。我想，这即使不能算是绝无仅有，也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难忘苦涩异国恋情

　　在德国留学时，与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叫伊姆加德，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字闺中。

　　那时季羡林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伊姆加德主动提出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

　　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和痛苦。他终于选择了离开。“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德华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91年，80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50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讯。”

　　1980年，季羡林重访德国时，曾想过去看看伊姆加德，但却无缘见到。2000年，一位香港电视台的女导演找到了伊姆加德，人们这才知道，这位德国老太太为了季羡林，竟然终身未婚，独身至今。

　　在季羡林90岁生日时，收到了伊姆加德从哥廷根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满头银发，端庄恬静地微笑着的老人，给季羡林一直牵挂也愧疚的心，带来了温暖的慰藉。看着她在照片背后的问候“你好吗”，先生会声音柔和地回答：“我很好！”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师友是他一生财富

　　世人称季羡林为“学界泰斗”、“一代宗师”。那是大家对他的尊崇。先生本人不认同，他一直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这个“平凡的人”一生却与数以百计的不平凡的人有过或深或浅的过从。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师友的培养和影响，成就一个学术大师。

　　记得季羡林不止一次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话。纵望98岁季羡林的世纪人生，其实就是一部友情史，每一位师友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他的心版上。

　　季羡林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而胡乔木、臧克家、沈从文等等朋友也一直为季羡林所感念。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季羡林和胡乔木是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

　　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说，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