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扶余一中读初中时，走读，途经扶余七中（当时是全县唯一一所高中，现为松原市第三中学）。早晨七点钟左右，在七中附近常常碰到一位先生，戴高度近视镜，关公脸，但无髭须。中等偏高身材，单眼皮，眼睛不大。四十左右岁的年纪。常常有一位男生或者一位女生陪着朝校门走来，一边走一边侃侃而谈。那时，我常想，这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教什么科呢？我读高中他会成为我的老师吗？

　　文革期间，我在扶余镇中学任社办教师。一次到镇里开会，是吕老师给我们作报告，内容是“批儒尊法”。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印象中是脱稿讲，也许有个提纲。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语言幽默，妙语连珠。会场不时爆发一阵阵掌声。他当然没有胆量与中央的“批儒尊法”精神抗命，当时谁敢随便发挥啊？他主要讲儒法两家的来笼去脉，线索明晰，历史知识相当丰富。比如，儒家，从周公而孔子，而孟子，而荀子……法家从老子而庄子而申不害、商鞅而韩非……我以为他一定是七中的历史老师了。

　　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扶余教师进修学校经常举办中学教师业务学习班。这时吕老师已从七中调到进修学校，担任中学部的教研员，于是与他的接触多起来，因为他是中学教师业务学习主讲人之一。这时我才知道，他不是教历史的，而是教语文的。他讲课与众不同，比如讲语法，不像其他老师，以讲为主。他是先让我们完成作业，然后根据存在的知识、能力缺失，针锋相对地加以补救。突出重点，分散难点，学以致用，效果明显。他讲课文也与其他老师不同，其他老师讲课文只讲一种结构，他讲课文从不同角度讲两三种结构。没想到一篇文章也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啊。

　　1983年，他带领全县五名中学语文教师到白城地区参加地区级的语文教学能手评选活动。他是导师。地点在白城市教育学院，评委就是教育学院的教授。初三老师讲读的课文是马南邨的《事事关心》。我县有两位老师参赛，其中一位老师，吕老师帮助他设计的课文结构是从“起－－承－－转－－合”的角度分析的；另一位老师，吕老师帮助他设计的课文结构是从“评古论今”的角度分析的。在吕老师的指导下，这两位老师讲得异曲同工，各有千秋，获得了一致的好评。由于有吕老师高明的指导，我县参赛的五名选手全被评上语文科教学能手。

　　回县之后，为了推动全县的语文教学改革，他又让我们五位语文教学能手每人讲一节示范课。我讲的课文是《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他指导我用“总－－分－－总”和“证明法”来分析这篇课文的结构，实际是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帮助学生分析课文。也就是把作者的结构“套路”教给学生。这就好比拳师教徒弟打拳，先按一定的“套路”打，学习的“套路”多了，学生也就逐渐掌握了作品分析的方法。写作也是这个道理，先按一定的“套路”写作，写得多了之后，再自创“套路”。有一年吕老师主持了全县中学生的作文大赛，他出的题目是以“猫“为题写三篇文章——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各一篇，全面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

　　1987年吉林省教育学院举行了全省中学语文教师朗读、课型设计和作文三项基本功竞赛，吕老师让我代表全县语文教师去参赛，我哪有这个水平啊？可是师命难违，不去又辜负了他老人家的一片心意，只好“丑小鸭”楞充“美凤凰”，赶“鸭子”上架，“鸭子”被逼无奈，这个架也得上。我由于心里没底，只好向吕老师讨教。他说：参赛关键是要有“文胆”，有了这个“文胆”，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这个“文胆”就是要敢于有根有据地亮出自己的独特观点，敢于独家经营，不作鹦鹉学舌。其次也要讲究策略和办法，议论文要紧扣论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一个是怎么样。要言之有序，言之有物，言之有文。文采是什么？文采是真情实感，文采是文章的艺术性，文采是幽默，是讽刺，是风趣，是含蓄，是耐人寻味……另外，要见好就收，不要画蛇添足。按照吕老师的指导，我大胆地参加了比赛，总算没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获得了二等奖；遗憾的是没能拿到一等奖。回来时我跟他老人家说了自己的遗憾，他安慰我说：全省语文教师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同时还有临场发挥问题。能拿个二等奖，你知足吧。其实你拿三等奖我都满足啊，你取不上名次，我不但不批评你，还要安慰你啊。胜败乃兵家之常嘛。不要为一次胜负耿耿于怀啊。他语重心长，言外之意我是心领神会的。

　　也是1987年吧，吉林省教育学院的《语文教学》刊物要报道扶余县的教改情况，要刊登几篇有质量的教学论文。吕老师亲自出马，帮助我们选题，鼓励我们说真话，说实话，选好案例，不做华而不实的文章，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他费了好多心血帮助我们修改稿件。我们的教研论文都顺利地刊发了。

　　我只上了不到半年的中师，就赶上“史无前例”，又返回原校闹“革命”。当了几年社办教师，凭初中那点“墨水”，教小学都教不好，就别说教初中和高中了。我深知，我是踩着吕老师这个“人梯”才攀上了一定的高度的。我现在离故乡万里之遥，我只能深情地对吕老师的在天之灵说：师恩难忘，永刻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