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她说，“我们俩老了”；她说，“我们仨失散了”；她说，“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很庆幸，你们俩还在，我还不必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在我幼年的时候，我们仨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红砖青瓦，下雨天雨水沿着屋檐淌下来，在屋前砸出一个个水洼。老屋不高，只有一层，用木头隔出一个阁楼，堆放杂物，平日里要搭着木梯才能上去，阁楼里没有灯，每次上去得提着煤油灯。那时的我是顶害怕阁楼的，站在下面望着入口，黑乎乎的，总觉得有什么怪物沉睡在里面，怪骇人的。

　　我们仨的日子，就在这屋前屋后、屋里屋外……

　　“王老师，去学校啊？我家那小崽子最近在学校咋样？”爷爷是个教书匠，镇上的人都愿意尊称他一声“王老师”或者“先生”。读小学的时候，王老师从来不让我在学校喊他“爷爷”，得跟着同学一起喊他“老师”，这一喊，就再也没改过。

　　在我看来，王老师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我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这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王老师偏不让。“一心不能二用，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看什么电视，那电视机就在那里，还能跑了不成？一下都耽误不得？”周末我爱赖床睡懒觉，奶奶几次喊我起床吃早饭都无功而返，这下王老师又不乐意了，二话不说就动手掀了我的被子，那可是寒冬腊月的啊，冻得我一激灵，只得愤愤起床。

　　相比于王老师的坏脾气，奶奶便显得可亲许多。奶奶是童养媳，没读过书，字也识不得几个，但是却有着徽州女人与生俱来的温婉和通达。幼时的记忆里，奶奶总爱坐在屋檐下纳鞋底。右手食指戴着状似戒指的铁环，因年岁已久，泛着青黄的光。粗实的麻线穿过针眼，来回穿梭于鞋底的两面，每纳几下，奶奶就会把针放在头发上劈一下（“劈”为方言，意思为摩擦），手上的动作不断重复，鞋底上的针脚越来越密集，日后穿起来也就更加耐磨。

　　我向来是没什么耐心的，不耐烦做这种重复枯燥的活儿，相比于纳鞋底，我更愿意去菜园子里捉虫子。菜园和老屋隔着一条河，每到傍晚，奶奶总会去园子里采摘第二天早晨要吃的蔬菜，每当这时，我总爱站在桥上，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呼喊着“奶——奶——”，然后飞奔到菜园里，寻着有什么可吃的。菜园里都是些当季的蔬菜，夏天的黄瓜，冬天的萝卜，等不及清洗，拉起衣角蹭一蹭就直接吃，咬一口，黄瓜清凉解暑，萝卜甘甜中又带着一丝辛辣，这样的味道自我离开我们仨后，再也没有尝到过。

　　三年级的暑假，爸妈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决定将我接到县城，从此我们仨失散了。县城里家家户户都不爱做早饭，大家都乐意去早餐店吃早点，方便省事，而且种类繁多，可我吃不惯早餐店里的包子馒头，我无比想念奶奶为我做的蛋炒饭。我打电话回去，告诉王老师，我想回老屋，我想我们仨。县城里一点也不好，同学们会因为我的乡音嘲笑我为“乡巴佬”，夜里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吵得我睡不着……我想念老屋里的大麻猫，王老师说过，大麻和我同一年出生，如今老了，整日只爱趴在屋后的草垛上晒太阳，我离开老屋的时候，大麻连小鱼干都咬不动了。

　　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大学，我离我们仨越来越远，只是偶尔得空回去看一眼。大麻早就死了，奶奶和王老师鬓角开始变白，背脊慢慢变得佝偻，步履也蹒跚了起来……而我，依旧渐行渐远。

　　杨绛先生说：“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幡然醒悟，我们仨都还在，老屋还在，我还可以和他们多聚聚，还不必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真好！

　　“喂，王老师，我暑假回家，想要吃奶奶做的蛋炒饭。”

　　“好好好，家里老母鸡生的蛋都为你留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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