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后，每年过春节时，父亲都照旧自己写春联，不仅外面的房门要贴春联，里间的屋门也要贴春联，屋里屋外，贴得红红的，这完全是依照农村老家的风俗习惯。记得有一副春联父亲每年都要写，这副春联是：“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我对这副春联尤感亲切，它使我想起山村的老家的景象：每到春天，除了家家房前屋后院落里的杏花，山坡上的杏花也开放了，山上山下的杏花，遥相辉映。山坡上，除了人工种植的杏树，还有很多野山杏树。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春天里人们都饥肠辘辘，没有人会欣赏这些杏花。但是，满山的杏花还是能带给人一种欣慰：当杏花落后，经过一个夏天的等待，秋天杏子熟时，山杏核里的果仁儿，可以和碾碎的粮食一起做杏仁儿粥，起到充饥果腹的作用。我至今记得杏仁儿粥的味道：苦苦的，香香的，很好吃，吃多了，嘴唇发麻，这是轻微中毒的表现。童年的我，对饥饿带给人们的肚肠里的记忆，并不深刻，但那漫山的红杏花，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们的家搬进了城市，山村里的杏花，成了记忆，而城市里的杏花，以另一种景象开放着。

　　我们所在的S城，有一条街，名叫地直街。顾名思义，这条街是地区首府所在地，地区党委、政府及其直属机关和地区领导干部的住宅，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这是由大大小小的院落和长长的红墙组成的街道，S市唯一的一座公园也在这条街上。院落中，公园里，几乎都栽有杏树，于是，这条街就成了杏花盛开的地方。每到春天，这里红杏出墙，争芳斗艳，如火如霞，与街边薄淡如烟的柳色相映衬，成了小城的一道亮丽而婉约的独特风景。

　　我家搬进城里不久，正值文化大革命。那年春天，杏花如锦，文化大革命也如火如荼。杏花，被一种不协调的氛围圈裹着，禁锢着——临街的红墙，杏花盛开的地方，用白石灰刷着大字标语：打倒xxx，打倒xxx，这些名字都是红墙里的重要人物或院落里的主人，红墙大院里的许多干部都成了批斗的对象。我父亲不是红墙中人，但也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杏花，依然开得红红火火。花运不同于人运，那几年的杏花，开得最浓，最艳，从那个时候过来的人谈及此事，他们也都有同感，说杏花从来没有开得像那个时候那样红过。

　　那时，是禁止人们养植花卉的。养花，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很长时间，观赏性花卉从人们的居室中，从家家的窗台上消失了。美，在造反派的眼里，是一种罪恶。但他们可以与人斗，却无法与美斗。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苍白的，但那时候的杏花，却烙红了我的记忆。

　　后来，动荡的日子平静下来，父亲也灰复了工作。春节前，他拿回四幅画，作为年画。画幅是竖式的，四幅为一套，是纯正的古色古香的国画，画面上画的全是自然风景，使人感到眼目一新，同时也感到惊奇和困惑，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当时的现状：当时所有的画，其内容都是革命样板戏剧照中的英雄人物，或者是工农兵人物。四幅画按春夏秋冬景致排序，首幅画的标题为《杏林十里》：起伏的山峦，杏花红遍，灿若朝霞。第二幅画的标题为《柳荫深处》：翠柳丛中，摆着几只蜂箱。另两幅画，记不清题目了，只记得有一幅画的是核桃。后来才弄清楚，这是国家外贸部门发行的农产品出口宣传画，以杏林为题，是因为杏仁是出口的品种，画柳丛中的蜂箱，是因为蜂蜜也是出口的品种。当然，出口的产品中还有核桃。父亲在外贸部门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单位的节日礼品，也分得了一套这种宣传画。

　　经济领域的春风，吹开了纸上的杏林，这是一个好的兆头。社会上的气候也开始回暖了，地直街大墙上的带着ＸXX的用白灰涂写的标语也不见了。不过，街上的杏花却减少了。红墙院内的人，开始打造身边的环境，扩大草坪面积，栽种新的树木，挤去了杏树的生存空间。

　　使人们真正告别杏花的，是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建设。整条地直街被拓宽，新建筑代替了老建筑，杏树的影子从此从这条街上消失了。新的街道比原来开阔了许多，也栽了一些新的树木，然而我心中却充满了对那片杏花的眷恋——不知何时，她已成为了我梦中的恋人！

　　一天，我看到本市的一条电视新闻，新闻介绍某条街桃花盛开的情景。桃花是杏花的姐妹，见桃花依稀如见杏花，不免心中大喜，立即骑着自行车前去拜访。街上正桃花盛开，绽放在街道两旁。在喧闹的车流人潮中，这些桃花失去了应有的光艳，而且，其色彩也不如杏花浓郁，显得有些苍白，我心中感到失落 ，一种怅惘之情油然而生。忽然想起了唐代诗人崔护的一首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我将其改动一下，作为本文的结尾：

　　去年今日此城中，

　　人面杏花相映红。

　　杏花不知何处去，

　　人面依稀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