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年画儿的那些事儿

　　孙成功（吉航）

　　孩提时，伙伴儿都盼过年，盼能吃上年猪肉，盼能穿上心衣服，而我最盼的莫过于贴年画了。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农家祭灶、大扫除的日子。

　　自从母亲生病那年开始，过小年儿这天，我和姐姐都得起个大早，赶紧吃一口凉苞米饼子，或干脆什么都不吃，系紧衣领，再拿破衣服把脑袋包得严严实实的，绰起大竹笤帚，登上方凳子，开始扫房糊墙贴年画。

　　糊墙纸，有多种多样。最好的是糊墙的专用纸。这种纸多半是青花白底儿，大大的网格儿，不易糊歪了。用这样的纸糊过的房间颜色素雅，墙壁与棚顶渾为一体。可成本高，我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很少买，印象中只用过一次，大多的年份都选择用报纸。报纸便宜，两毛多钱一斤，买上五六斤，使不了用不尽。后来我和弟弟都读中学，报纸也不用买了。我把用过的课本一页一页的拆开，拿来糊墙。课本的纸页面积较小，糊墙有些费时费力，但比报纸白些，也结实些，还省得花钱。

　　年画是较早前就买好的。

　　每年的元旦以后，只要推开供销社的房门，年画便铺天盖地。那一张张编上号码的年画，像万国旗似的挂满了墙壁和房梁，任人挑选。

　　我买年画从不随便买。自家的墙壁面积较小，最多能贴下七八张年画。

　　选年画，要先下手为强。买晚了，自认为好看的年画就买不到了。剩余的年画多半是价格稍贵的，或者是些戏剧连环画。这种连环画，规格是两条屏或四条屏，竖开版，张贴位置受限，且画面不够鲜亮，贴在墙上效果不好，只有那些老年人，懂得戏文，才愿意购买。

　　1974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年画《毛主席万岁！》，也有人叫他《剪窗花》。堂姐买回来一张。画面上女孩盘坐在针线笸萝跟前儿，双手展示窗花，我见了爱不释手。

　　第二天，我向父亲要了两角四分钱，等不到村供销社开门儿，就赶了过去。可惜还是去晚了，年画《毛主席万岁！》卖没了。后来我又跑到八里以外的黄金供销社，才如愿以偿。 打那以后，每年的年终岁尾 ，我就得早早的把积攒了半年的旧鞋底儿、骨头棒儿、麻绳头子及碎铜烂铁什么什么的，用土篮子装好，挎到八里以外的黄金供销社卖掉，顺便抢着把最好看的年画买回来。

　　后来我长大些，秋天就到生产队的大场院里去扒苞米，有时与姐姐一起编制马车上用的套包子，换些钱来，选购年画时，也不必顾及年画的价格了。

　　文革期间，所有的年画都停止销售，只有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及样板戏剧照当做年画来卖。由于种类较少，没有可供选择的余地，若年年重复张贴，也没有新意，让我很是苦恼。

　　有一年，只好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及孙中山的画像贴在室内的墙上，整得跟教室似得。奶奶见了，责怪不止。“啧啧，这贴的都是谁呀？胡子拉碴的，怪吓人的。”

　　......

　　每当糊完了墙，也贴好了年画，心里别提有多敞亮了。

　　吃过晚饭，我提着煤油灯，端坐在屋中央，端详着那几张不知翻看过多少遍的年画。

　　那滋味，比年三十儿，穿新衣、燃红烛、点灯笼、放鞭炮；吃冻梨、煮饺子，还要高兴，还要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