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之前，住在杭州一条叫水门龙的小巷里。小巷不长，一头连着江城路，一头连着护城河。护城河边上高高隆起的是那细细长长的铁道线。铁道线连着上海和北京，往南一直通向广州市。

　　每天早上，当火车呼啸着从护城河经过或蒸气机机头发出哧哧声响的时候，便有一个老太太提着篮子从护城河边上走过来。老太太七十光景，身穿布褂，肩挎水壶，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她一边走路一边喘气，一边还竭尽全力地喊叫：“大饼油条喽，大饼油条喽……”

　　天高云淡，黄叶纷飞。当她提着装满大饼油条高高隆起的蓝子来到我们这个离铁路边大约有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时停下了。这时候——大约有半支烟的功夫吧，就有好几个男人和妇女依次从边上的小巷走出来。走出来当然是买她的早点。早点有点单调，但却香气扑鼻，小巷一下变得

　　喧哗和热闹起来。只见老太太挽起袖口露出皱巴巴的手臂。她一边收钱一边递货，动作倒也干净利索。不一会原先装满大饼油条的篮子很快就降低了高度。

　　每当这时候——老太太卖完一批早点后，就会“咚咚咚”来敲我家的门：“朱阿姨朱阿姨!”

　　朱阿姨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嗜睡，这时候就会起来开门，并揉揉眼睛说：“来，拿五付吧。”

　　我母亲拿了早点并没有直接付钱，而是转身“啪哒”一下把它丢在了桌子上。原来，在老太太这里买早点是可以赊帐的。

　　我看到，老太太手里拿了一本簿子，簿子上密密麻麻写了许多赊帐人的名字。只不过，这些赊帐人的名字的后面被老太太歪歪扭扭打了许多勾。老太太姓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别人都叫她阿娘姆(谐音)。

　　阿娘姆卖完早点就会随便一坐——我看她最爱坐的地方是台阶。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喝水。她随身携带的水壶又脏又旧，阿娘姆“咕噜咕噜”喝几口，接着就开始算帐。她眼不花耳不聋，哪怕是一个小数点她都点得清清楚楚。不到半个时就起身。

　　有人问她：“你不可以加点别的东西卖?”

　　这时候她就会反问：“怎么，你不怕政府?喏，昨天望江门外(她指了指铁道那头)，那个卖红薯的老头，搭卖了几包瓜子就被政府抓走啦。”

　　阿娘姆个头不高，瘦骨嶙峋，口音有点绍兴味。据小巷里的人讲，阿娘姆一辈子都没嫁过人，也没有正儿八经工作过，她能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似乎全靠她的卖早点。当然了，在这个版本的后面还夹杂着另一个版本。另一个版本说，阿娘姆嫁过人，丈夫还是国民党军官。只是，解放前夕她的丈夫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

　　然而，没有考证过的这两个版本谁都不能相信。最可信的是阿娘姆三百六十天几乎天天在叫卖。

　　窗间过马，乌飞兔走。小巷里的人搬了一家又一家，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阿娘姆自始至终。

　　有一次——大概是天太热了吧，阿娘姆卖早点卖到一户寡妇家。她先是拿毛巾擦汗，接着拼命喝水，冷不丁还说了一句：“唉，今天生意不好，日子还是过去的好啊!”

　　没想她的嘴巴一下被寡妇堵住。寡妇朝门外看看对她说：“你不想活了?”

　　更没想到，她居然反问寡妇：“怎么，你衣食无忧，日子过得比原先好?”

　　寡妇一愣：“你读过书?”

　　“唉!不说了不说了。”阿娘姆赶紧退出了寡妇家。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小巷里每天都是锣鼓喧天，也每天都有人被戴上帽子游街。也就是从那一天的寡妇堵嘴开始，阿娘姆似乎有一点变了。她变得有点嗦、唠叨、磨唧和絮聒，甚至还有一点狂躁和不耐烦。有时候，看到有人被批斗，她还会冷不丁说一句：“作孽哟!做啥嘛!”

　　我那时候小，懵懵懂懂，不懂政治，可对阿娘姆的敬重和钦佩油然而生。然而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阿娘姆不见了——因为我好几天没有吃到大饼油条了。后来才知道，阿娘姆是被人赶走了。不但没收了早点还被罚了款。

　　阿娘姆走了，我每天企盼的大饼油条再也没有出现过。那几天里，我天天盼着她，母亲也日日提起她，几个小的更是吵着要吃大饼油条。

　　每当火车笛声传来，或门外有什么吆喝声，我甚至还会神经质地竖起耳朵：“阿娘姆来了。”母亲笑笑，总是对我说：“你肚子里的蛔虫已经到了喉咙口。”

　　某一日，天气还算凉爽，那个久违的略带沙哑的竭尽全力的声响突然又出现在了小巷上空：

　　“大饼油条喽，大饼油条喽……”

　　谢天谢地!阿娘姆终于又回来了，我又听见了这熟悉而又凄婉的声响。

　　后来有人说，也许是阿娘姆的年纪实在太大，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有关部门也就没有再难为她。

　　阿娘姆卖的早点，主要是大饼和油条——据说有关部门告诫过她：“你只准卖大饼油条哦。”她的大饼软软的，油条又大又香，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她的大饼被几层白色的沙布盖着，油条也被几块毛巾包裹着，上面还厚厚地加盖了一块毛毯子。冬天她会穿一件厚棉袄，夏天她会戴一顶大草帽，下雨天，一把荸荠色超大的纸伞会像蘑菇云一样罩在她的头顶上……

　　就这样，记忆中的阿娘姆叫唤大饼油条的声音又回荡了几年，我也开始慢慢长大了。然而有一天，不知是为什么，阿娘姆居然在一户人家面前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还叹气：“唉，命苦命苦!她的命比我还苦!”

　　那户人家问她：“你说谁?”

　　阿娘姆还是抹眼泪：“命苦命苦，她的命比我还苦啊!”

　　原来，是那个堵她嘴巴的寡妇死了，还是上吊死的。

　　阿娘姆哭完，又开始挨家挨户叫唤：“大饼油条喽，大饼油条喽……”

　　她的声音和远处火车呼啸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听不清她是在叫唤还是在哭喊。

　　小巷里走来一队又一队的红卫兵。有的高举标语，有的喊着口号，还有的押着一个军人模样的人在推搡。

　　走到一户赊帐人家的门口，阿娘姆朝屋里看看，又朝这家人的天花板看看。天花板“嘀嘀嗒嗒”漏着水。屋里还有一个小孩在哭。阿娘姆走进去，没过几分钟又走出来。她一边摇头一边嘟哝。嘴里还是那句话：“唉，命苦命苦，她的命比我还苦。”

　　一个老头走过来，给了她二毛钱拿走了几付大饼。阿娘姆又开始叫唤：“大饼油条喽，大饼油条……”

　　很明显，她的声音带着凄婉，也夹杂着酸楚。在走到小巷尽头拐弯处，她被一群红卫兵挡道，又折返到了那户寡妇家。寡妇家大门紧闭，台阶上有一只猫。她弯下腰放了一只大饼和一根油条，接着双手合十对着寡妇家的大门就跪了下来……

　　我突然发现，阿娘姆越来越老了。除了额头上的皱纹，她先前的白发又多了三分之二。行走不但迟缓，连耳朵也开始背——有好几次别人叫她她都没应答，叫卖的声音更是没以前那么响亮了。

　　她还时常咳嗽，摇着头，甚至无缘无故骂街。最让人诧异的是有几次，她过了铁道，却莫名其妙地问路人：“同志，这火车能到达台湾吗?”

　　熟悉她的人心酸，不熟悉她的人摇头，大多数人都把她当成了笑话。

　　“大饼油条喽，大饼油条喽……”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有人猜测，阿娘姆大概是病了，或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不对呀，阿娘姆无牵无挂，怎么会家里出事呢?也有人猜测，阿娘姆是不是又被人罚款，赶走了?也不对呀。阿娘姆曾经说过，只要她经营守法，拥护共产党，有关部门还是会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那时候，街坊邻居在一起会提起她，小孩子跟在父母后面也会提起她，好象没有了阿娘姆，大家的生活似乎都缺少了点什么。然而猜测归猜测，阿娘姆的身影终究还是没有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大约又过了一个礼拜，我终于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卖大饼油条的老太太死了。死之前大口大口地吐血，还把一个有好多赊账人名字的帐本也给烧了。又过了十几年，小巷里来了一个耄耋老人。老人东瞧瞧西问问。再后来，这个耄耋老人就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