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因经济原因，《幽兰》停刊了，我又调到县新华书店。任《书苑信息报》的副主编和门市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等工作，直至退休，一直没离开和书、笔打交道。

　　在此期间，不知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情缘未了，我们又见面了。

　　因为修水库，五岁的时候，我家从三道河子村迁到了韩家沟，于是，我与她成了邻居。

　　她，小名叫翠云，长得娇小，天生的娃娃脸，一笑俩酒窝，看一眼，叫人一生都忘不了。也许是缘分吧，自从和她相识后，我俩便成了相互的影子。

　　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一起做家庭作业，一起拿筐去挖野菜。菜挖满了，又一起跑到避风的坎子跟儿玩过家家——我扮爸、她扮妈，再用泥，捏几个男娃娃、几个女娃娃做我们的孩子……两小无猜，无忧无虑，别提有多高兴了!

　　可惜，斗转星移。童年很快就过去了。

　　1967年我们一起上了中学。1968年，我们又一起转入公社社办高中。

　　说是社办高中，其实，只有两栋空瓦房，屋里连张桌子都没有，我们上学的头一天，校长的开场白，第一句话

　　就是“自己动手，建设校园。”……

　　头半年，我们根本就没咋好好上课。说实在的，也没法上课。

　　按着学校的指令，首先和泥脱坯自制桌椅，桌椅有了，又开始平整操场，操场平整好了，校长又带我们挖石头盖寝室、建厨房、修厕所、开荒种地……三年的时间，除去劳动，正儿八经上课，也就两年多一点儿吧。

　　从小学、中学到高中，我始终和她分在一个班，而且都是干部。念高中时，我是学校团委副书记兼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她是班级的学习委员。这样，自然我们接触的时间就多了。白天，我们一同上学，晚上，我们一同温习功课、做作业。(有时，也研究班里的工作)尽管，那时她家因盖房子搬到了河沟的南面，还好，离的并不远。况且，每天早晨和星期天、节假日，为了填补家里工分，我们都要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所以，差不多天天在一起。

　　1971年高中毕业了，我们双双回到了生产队。遗憾的是，一天社员没当，我就被抽调到大队做了大队干部。事情是这样的：

　　记得那是腊月的一天，天上飘着小雪花，我早早吃完饭挑着挑筐去生产队散粪，刚走到半道儿，遇见了生产队长。他说：“表叔，你干啥去?”“我说，干活呀。”他说：“你不用去了，刚才接到大队通知，让你去大队开会”。当时，我以为他开玩笑呢，就说：”别逗了，我一不是官儿，二不是笊篱的开什么会，忽悠我呢吧?”“不是!真的。”“那好吧，只要给工分，干啥不是干啊!”

　　毕业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随生产队长来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告诉我，让我做大队团支部书记工作。

　　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农村的业余文化生活几乎是等于零。唯一有点生气的就是每家每户的广播喇叭，偶尔放点儿样板戏、革命歌曲，算是娱乐了。

　　大队的宣传委员对我说：文革前，村里头每年会上都组织一伙秧歌，从正月初三一直扭到正月十五，社员们可爱看了。咱们组织一伙秧歌怎样?”“好啊!可是“高脚”、衣服怎么办?”“衣服好办，扮演工农兵这服装好借，就是样板戏里的服装有点儿难度，不过不怕，咱到县评剧团里去借，那里我有熟人，至于高脚吗，县砖厂有。”

　　就这样，我没日没夜的长在大队张罗着办秧歌的事儿。

　　自然，我俩接触的时间就少了。还好，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

　　1971年腊月的一天晚上，我去她家让她帮我借套扮演工人的工作服。那天，我们聊得很晚，也许是长时间没在一起的缘故吧，走时恋恋不舍的，她送我，可是觉得没走几步就到了家门口了，怕她回去害怕，我又反过身来送她……

　　不料，那晚我俩演的“十八里相送”不知被谁看见。第二天就有闲话出来了，而且，传得沸沸扬扬。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大侄儿问我：“老叔，你是要和我老姨搞对象吗?”(我嫂子，是她妈本家的侄女。所以，我侄儿给她叫老姨。)我说：“你听谁说的?”我侄儿说：“我到外面玩儿时，人家都这么说吗?”

　　偏也凑巧，第二天，她的一个同族哥哥到我家给她说媒。

　　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母亲把这事跟我说了，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才参加工作，等过两年再说吧!

　　就这样，我也没往心里去。至于她是咋想的我就不清楚了。只是，我发现她上我家串门儿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想这是个误会，准备找个机会同她唠唠。可惜，忙于工作一直没能腾出空来。

　　一晃，正月很快就过去了。生产队投入了紧张的备耕生产，我和大队孙主任被安排到我们生产队蹲点儿。

　　一天中午回家吃中午饭的时候，发现大队宣传委员在家等我呢。他见我回来了，从挎包里掏出张表格对我说：“恭喜你!经大队党支部研究决定，推荐你去“辽宁第一师范学院”读书，这是表格，填一下，对了，后天就去学校报到”。

　　上大学，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啊!所以高兴得我，差点儿没跳起来!

　　为了让她与我共同分享喜悦，撂下饭碗就匆匆忙忙的去找她了，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她去她二姐家了。于是，我给她留了一张条子，约她晚上在村外的瓜窝铺见面……告诉她，我很爱她，只是我们还年轻。不料!她误解了，而且误解了好多年。

　　第二天晚上，我早早来到了瓜窝铺等她，可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瞅离大队开会的时间仅剩五分钟了，还没见她的影儿。没办法，我只好怀着一颗失望的心，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瓜窝铺。

　　上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写信。在信里，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对她的爱，同时也流露了先立业后成家的观点。那封信，我写的很专心，几乎倾尽了我的全部情感和文字水平，简直就是一篇抒情散文。

　　那夜，因为心里亢奋，反过来掉过去的，一宿都没合眼，全身的神经，全部沉浸在幸福的想象当中去了。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她的来信，我忙不迭的赶忙打开，看后，没把鼻子气歪了。里面全是一些讽刺挖苦的话。我怒火中烧，当即，便给她写了封措辞激烈的回信。就是这封信，我惹祸了!

　　时间不长，我收到了哥哥的来信，在信里哥哥把我好一顿臭骂，警告我说，念书期间不准谈恋爱，更不准给她写信，如若不然……

　　从此，我再也没给她写过信，打心里恨她。这个心结，一系就是二十年。

　　放寒假回家，尽管碰见她几回，可都是擦肩而过，谁也不搭理谁。有一次，我妈让我去压碾子，走到碾道看见她在那儿呢，便抽身回来了。

　　我们老家那儿，有一种风俗,正月十五、十六这两天晚上都要出走走，说是走百病。老年人东家西家的窜门子，年轻人和孩子都跑到河套去参加滑冰比赛。

　　以前，我都是和她一起去参加比赛的，今年我只好和我侄儿一起去了。

　　到了河套，发现她在那儿做赛前训练呢，见了我，拎起冰车就走了。

　　那天晚上，虽说我的冰车在速滑大战中，名列前茅，但却一点兴致也没有。回忆起每年的冰车比赛，我们双双获第一的情景，一颗心顿感空落落的。

　　197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我们公社的高中——也就是我的母校，做了一名人民教师。她，也当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工作地址就在我们学校的西边，中间只隔一条道儿。自然经常见面，可是鉴于心中没解开的结，形同路人，仍然是谁也不和谁说话。

　　1978年她结婚了，听说是嫁了个退伍兵，并且有了个小男孩儿。我，也在这一年成了家。

　　在这期间，我们上下班，时不时的在路上遇见，虽说在没有人的时候，相互也理解性的打个招呼，但从没有说过多余的话。不过，有一回让我很意外——

　　那是一天中午，我因家里有事儿骑车回家，半路上遇见了她，这一回她一反常态，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并很郑重地对我说：“能不能捎个脚?”我说：“那有什么不行的呀?上来吧!”(这时，她已经调到中心校去了。)这一路，我们唠了很多。有工作方面的，也有家庭方面的……只是我发现一涉及到她家庭，特别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她总表现得不那么自然，似乎在遮掩什么……后来，我听和她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同学说，她婚后并不幸福，两个人总吵架，有一次她丈夫竟撵到了学校。对此，我不禁滋生出一股怜悯和同情。但我又能帮她做些什么呢?毕竟，我们都是各有家室的人了。人言可畏，不能不防。

　　1980年，我因大女儿出生，妻子一个人又上班又带孩子，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我在1980年暑假调回了城里，转行到一家造纸厂当了一名政工干部。在这段期间里，我喜欢上了文学创作，并在省内外一些文学杂志上相继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了县城里的小名人儿。这时，正赶上县文化馆缺人就把我调去，当了一名创作员兼文学季刊《幽兰》的编辑。十五年的：“千千结”打开了!

　　那是她丈夫死后的第二年，她为给她念高中的儿子当陪读，在县城里租了一间房。

　　有一天，我去文化用品商店购买办公用品，凑巧碰见了她。她约我去窜门儿，我答应了。

　　那是一个刚下过雪的晚上，我踏着一呲一滑的路面敲开了她的房门……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特投机，她还把她的日记给我看了，在那如泣如诉的字里行间，我读出了她的心酸、她的苦辣、她的阴晴阳缺……当然，也了解了心存“千千结”的产生和由来。原来，她真的是误解了，把我那天晚上约她的本意给理解偏了，所以她负约了。

　　其实，她的婚姻是很不幸的，先是两个人没完没了的吵架，也真难为她了!(是的，一个清高的知识女性，怎能与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粗人有共同语言呢?)跟之，是她的丈夫患了不治之症……病榻前，她三年无怨无悔的付出。后来又含辛茹苦的供孩子读书。虽说那时她已转正了，可挣的工资并不多，光她娘俩的生活费都捉襟见肘，且还要还给她丈夫治病时拉下的饥荒……

　　真的，我真怀疑这几年她是怎么活过来的?读到这里，我的心碎了!再也读不下去了。

　　帮走的时候，我趁她没注意偷偷地把身上仅有的三百块钱放在了书桌上……

　　那*，我们又重演了一回已中断了二十五年的“十八里相送”。纵然，我们没有“化蝶”。但我们也没走出阴差阳错的作茧自缚。

　　第二天晚上，我再一次的来到了她的租赁小屋。

　　也许是心有灵犀的缘故吧。她早早的吃完晚饭在等我。那天，她看上去比以往漂亮多了，虽说已是半老徐娘，可一经捯饬又找回了年轻时的风韵。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她没有戴那副形影不离的近视眼镜。

　　我坐下后，她给我倒了一杯水，微笑着问我说：“昨天回去，咱家大嫂没过你的堂啊?”我说：“我那口子在这方面，还是放心的。”

　　“好了，听别人说你的气功练得不错，都能给别人调病了?麻烦你也给我看看，我最近总感觉肝气不舒，吃饭也不好”。我说：“好!你过来。全身放松，再放松，对!就这样”。

　　我先用左手对着她的前胸测了一下，发现她没有说谎，她的左胸有一股麻酥酥的气体直冲我的手心。我又探了探她的头部，发现头也有问题，我问她，你是不是常常失眠?她说，这可是老毛病了，差不多有两三年了吧。我又给她探了探其它部位，发现病还真不少。为了不增加她的心理负担。就没全告诉她。

　　我说，那样吧，今天我先把你的肝调一下，然后再治你的失眠症。

　　我先是用“佛手回春”给她整体排了一次病气，然后又用“魔掌疗法”进行调理。

　　完事之后，我问她感觉怎样?有反应吗?她说，不错!真不错!我现在心里舒坦多了。我笑了笑说，别的我不敢说，保准你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她说真的吗?我说等你睡觉的时候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了。

　　就这样，我以给人治病为名，(其实也是给人治病。只是，为不引起妻子的猜疑我把她给说成是男的了。)经过我几天的调理，她的失眠症和在肝病，有了明显的好转。为了感谢我，她给我买了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我很为难。不收吧，怕卷她的面子，(她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这我早都领教过了。)可收吧，差不多这可是她娘俩一个月的生活费呀!怎么办?眉头一皱，终于有了主意——还像那回那样，临走时，把三百块钱塞在她的行李底下了。

　　那天晚上，我呆的时间特别长，要不是她上晚自习的儿子快回来了，真不知要呆到啥时候呢。

　　在走的时候，她猛地把我给抱住了，并吻了我。虽然，感觉很突然，但我还是接受了——这迟到二十多年的吻。真的，为了这个吻，我等的好苦啊!

　　自那次以后，我好长时间，没有再去找她，害怕玷污她的清白，不管咋的，人不能太自私了。如果真正的爱一个人，应该处处为对方着想。

　　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会面。

　　一星期后，她的房东给我送来一封信和六百块钱，说是她让给我的。

　　我忙不迭地打开：

　　含笑，我的老同学，在你接到我的这封信的时候，我又结婚了，那口子是县医院一位退休的大夫，虽说年龄比我大，但人还是不错的。你知道，我的身体差不多全是病，虽然那次你没好意思告诉我，可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出来了。因此，不得不找一个大夫，好天天给我治呀!哈哈!对了，和你相处的那几个夜晚，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我会永远记住的。说真的，你的治病技术还是不错的，我的肝好多了，特别明显的是，我的“失眠症”自从你给我调完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犯过。对了，你留在我家的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请原谅!你应该知道我的性格：对于别人的施舍、怜悯我是不会接受的，当然，也包括我最爱的人……

　　请记住，不要找我，也不要打听我的消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不想因为我的出现，影响到你的家庭，更不想让“她”因为我而受到伤害。所有女人在这方面都是敏感的。早一点结束对你对我都好。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对不起你了。如果真的还有来世的话，下辈子，我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