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刘文正的《童年》，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似乎很清晰又似乎很模糊的场景：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坐着一群活泼天真的孩子，正在好奇地盯着讲桌上那一台双卡收录机，在刚刚进入八十年代的农村，那是一个让孩子和大人们都感兴趣的稀罕物，现在这样一台录音机能出现在这样的教室里，真的让这些农民的孩子感到兴奋。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穿着略显肥大的衣服的小女孩，怯生生的走上讲台，在老师的鼓励下，轻轻地跟着录音机唱着，台下，小伙伴们的目光里，闪动着不尽的羡慕。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想起那个曾经那么胆怯地教同学们唱这首歌的小女孩，我不敢相信那就是我自己。在岁月的长河里，我忘记了自己的以往，只是在一个人静静地闲坐的时候，眼前才会有这样的若隐若现的回忆。真的想把自己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回望一下自己走过的路，给自己增添前行的勇气和希望，也许，在自己满头白发的时候，独守寂寞的夜里，给自己一种宁静的幸福。没有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但是想把自己说明白，又是那么的不容易。我知道我只能记录自己的一些片段，但是，即使是这些零星的只言片语，也会给我带来无可替代的快乐。它会让我想起那个艰苦的年月，想起那个快乐的年月，想起那个再也不能回归的岁月。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也很典型的农民家庭，我们姐弟三人各有各的特点。姐姐生性活泼，爱说爱唱，干活麻利，脾气也大，继承了爸爸的很多特点，但是，从长相上，她却比较像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比我小三岁，我们长得很像爸爸，每当我们出门的时候，别人看到我们就会说起我爸爸的名字。弟弟的性格比较像我的妈妈，遇事不急，虽然他最小，但是爸爸妈妈从来不娇惯他，他从小就很懂事，不会让大人操心，更不会因为和别的孩子发生什么矛盾而让人家的大人找上门来。记得有一次，快过年的时候，他从外面带回来一个玻璃灯盏，就是上面能装防风的玻璃灯罩的那种，回家后正在院子里装土玩，爸爸回来看到了，对他大发脾气，说他一定是偷拿了别人家的东西，他很委屈，解释说是西邻的老太太扔出来的，爸爸不信，说：“这么好的灯，人家会扔掉不要吗？”最后，还是爸爸亲自去西邻问了才知道弟弟并没有撒谎。我现在就想，爸爸那时候是不是有点太认真了呢？假如弟弟没有证人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

　　我的脾气和姐姐弟弟都不太一样，我生性怯懦，很少出门，平时爱一个人呆在屋子里，即使什么都不做，一个人也能玩半天，现在想想，那时候自己在家玩什么都不知道。总感觉大家好像不喜欢我。其实，我的这种感觉真的是错误的。但是，小时候的我，就好像家里多余的一个孩子，上面有我的姐姐，下面有我的弟弟，我在中间就仿佛一个受气包。

　　七岁那年，我跟着爸爸到北京爷爷奶奶那里，当时我的爷爷还没有退休，爸爸因为风湿腿疼，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去看病。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爷爷奶奶，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不知道爷爷奶奶是什么样子。路上的光景都忘记了，只是记得在北京生活的几个片段。我和奶奶出去玩，到底是去什么地方不知道了，大概是一个很大的商店，只记得那里的地面很滑，对我来说，这是很让我好奇的事情，以至于现在还记得在地面上滑着走路的样子，但是究竟在那里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却都想不起来了。奶奶住的四合院里，有一个叫小芳芳的女孩，因为那是我在北京结识的唯一的小伙伴，所以一直记得她的名字。我和奶奶出去玩的时候，我曾经拾到了一只河蚌，这对我来说，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稀奇的东西了，我把它放到一个小铁桶里，放上一点水，有时候就一个人静静地看它把嫩嫩的身体从壳里伸出来，然后，我用一个小木棍轻轻一碰，它就立刻缩了回去。我那时候想把它带回老家，但是不知道是大人不允许，还是我回来的时候匆忙之间忘记了，总之，它没能随着我回来。说到回家，我还有一个近乎传奇的遭遇，几乎不能回家。那也是在北京的时候，应该是爸爸带我出去玩，当时的北京虽然不像现在这样繁华，但是也有很多的外国人。我对大人们的事情不关心，后来听爸爸说，有一对外国夫妇，见到我以后很喜欢，就想收养我，但是爸爸终究还是舍不得自己的骨肉，就算再穷，也是应该在一起，所以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最后，那对夫妇还是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当然有糖果，而我，对他们想收养我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那种好吃的糖果的怪味道似乎现在还留在我的嘴里。想起来，真的觉得自己很可笑，似乎除了吃什么都不在乎。

　　不知道我们在北京停留了多长时间，爸爸要带我回家的时候，奶奶对我说，想留我在北京读书，但是，我那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北京和我的河北老家相比，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我对奶奶说，我要回家看弟弟。我想我的话一出口，大家可能都笑了，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想弟弟了，想妈妈了。很清楚的记得，临走的时候，爷爷对爸爸说，别老是对孩子这么厉害，你看看她跟个受气包似的。其实我知道，不是爸爸妈妈对我太厉害了，只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在家不愿意出门，在外面很受小朋友的欺负。我想，应该是因为后者，才使我变得更加内向，总是爱一个人呆在家里。

　　回家之后，就到了入学的时候，我记得我和爸爸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几个和我同岁的小孩扛着板凳从学校回来，说老师嫌他们小，不让上学。我只能又和我的小伙伴们像野马一样，在大街上，在田野里，度过了最后一年的学龄前生活。

　　应该是回家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入学了。我有一件值得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好宝贝，那就是我从北京带回来的一本语文第一册课本。说值得炫耀，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课本都是黑白的，而我的这本书是彩色的，纸质也要好得多，所以，没事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像宝贝一样拿出来看，读上面的“上、中、下，人、口、手。”，那时候的课本上有一句当时很受大家欢迎的话，也是在当时还很流行的话，就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上面还画有毛主席的一尊坐像。我当时对毛主席的认识很肤浅，根本就不知道主席是什么意思，反正大家愿意念我就跟着念，人们很尊敬他我就跟着尊敬他，现在想想，那真的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崇拜。

　　从开始上学，我就是一个好学生，因为老实，从来不违反纪律，或许是因为经常翻弄那本彩色的课本的缘故吧，成绩始终很好。现在想想，假如真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的确应该感激给我这课本的人，也的确应该为自己有这样的好东西感到幸运，毕竟，在我们的这一群小伙伴里，只有我一个人才有。

　　学校的生活开始了，我很少能够一个人呆着了，慢慢的，我开始和小朋友玩，在学校里，我们一起读书，下课后，我们一群人圈在一起，开心的跳“马莲开花”。而我的马莲，就在那时候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