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是我少年时代一个同学的外号。说到其来历，则与他的爸爸有关。

　　这个同学姓齐。他的爸爸齐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齐老师是从隔壁的一个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小学教书的。齐同学呢，跟着就来了，插在我们班里。

　　齐同学的家在他公社的那个小镇上，相对于我们这帮在院子里长大的孩子，他自然就是一个城里人。那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班同学个个都穿着补丁衣裤，就连齐老师也不例外。但是，自齐同学来了后，他就成了第一个“例外”。他那时的衣服，与现在的孩子们当然没法比，无非是卡叽布、线布、的确良、的确卡之类，而且也大多是旧的，但是却绝对没有补丁。这样，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再加一身没有补丁的衣裳，就足以显出一种骄傲来。

　　齐同学没穿补丁衣裳，并不代表他就没有补丁衣裳。有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几个人打完了猪草鱼草，背着笆篓去学校玩，正撞见齐同学在教室走廊上洗澡。这时，他站在澡盆里，用拧干了的帕子擦身上的水。二个女同学见了“啊”一声，转身就跑。齐同学赶紧用帕子捂住那小鸡鸡，大声喊他爸齐老师拿衣裤来。可是待齐老师拿了衣裤来，他只穿了衣不穿裤，随手还把那裤子丢到走廊外面的操场上。齐老师站在澡盆边，习惯性地搓着双手，嘴唇快速地颤动，一迭声地说，不就是打了个补丁吗？这个人，这个人。齐老师大约一口气说了十来个“这个人”，声音先大后小，直至听不到声音，却还见他的嘴唇在动。我们想笑，不敢笑，个个都憋出一脸古怪。在回去的路上，大家学了齐老师的腔调，这个人这个人地互相叫着，开心极了。第二天上学，见了齐同学，大家都喊他“这个人”。从此，“这个人”就成了他的外号。

　　至于这个人的那条补丁裤，后来被我院子方伢子的娘，在学校后的黄花土里捡到，要方伢子穿着去上学。方伢子虽然想穿，但是不敢穿。他娘问他，他说这裤是这个人的。他娘又问这个人是哪个，他说是齐老师的崽。他娘不作声了，将裤收起。后来拿到墟集上将裤煮了另一种颜色，蓝色的裤子变成了黑色裤子，方伢子就老是穿着它去上学，齐老师和这个人也没有看出来。

　　学校在我们院子对面，中间隔了几丘田，还有朱公塘。朱公塘很大，原本是准备修水库的，下游的塘坝都修成了一丈来宽。我们下了课，很多时候就在大坝上玩。除了挖塘坝下面的白泥做蛋子，做各种动物外，就是玩铲锅巴的游戏。我们检来碎瓦片，象打飞镖一样往水里打去。瓦片在水面一起一伏地跳跃，一路直窜铲出许多薄薄的水片，然后没入水中。我们比赛，谁铲出的水片多谁就赢。输了的就得在脸上贴一纸条，以示受罚。

　　自那次补丁裤事件后，这个人很长一段时间没来参加铲锅巴比赛。一下了课，就老见他把他爸爸齐老师逼进住房，然后关上门，就听见这个人好象在哭。齐老师照例是低声地嘟囔着“这个人”、“这个人”。大约一个星期后，这个人终于主动来找我们，硬要去朱公塘铲锅巴。那天，我们几个到处找碎瓦片，这个人却不，他紧紧地捏着自己的衣袋，一副悠然、鄙夷而又自满的神色。到了塘边，待大家都用瓦片铲了一圈后，这个人慢慢地从衣袋里抓出一把毫子（硬币），高高扬起，又慢慢地一枚一枚放落下来，掉入另一只手里。终于，他用右手中指和食指拈起一枚二分的毫子，往水面一扬，没听见任何声响便不见了踪影。他的这一举动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这是钱呀！二分钱能买一支铅笔，能买一盒火柴，能买一个面包，能买四粒玻璃弹子，一百个这样的二分毫子，就能读一期书。正在我们出神时，这个人说话了，给你们每个人二分钱，将你们的瓦片全买了。听他这样说，我们纷纷将瓦片塞到他手里，他拿不了就索性扯起两只衣角。来装。总有数十块之多吧，他给每人二分钱，算是全买下来了。若干年后，我们一帮幼年时代的同学，聚到一起时总爱提起这段往事，大家大笑，我们人生的第一场买卖，或者说是“第一桶金”，竟然与一些碎瓦片有关。话说当时这个人用一毛多钱，就将我们全缴了“械”，我们无法再与他比赛，只有在一旁给他当观众的份，所以冠军就铁定是他的了。我们不战而败，各人脸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纸条，狼狈之中又有几分壮观。放学回家后，我将卖瓦片得了二分钱的事说给母亲听。母亲说，齐老师生了个败家子哩。

　　后来上了初中。那时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精神，公社中学办了高中班，大队小学则办了初中班，所以我们读初中仍然是在静尔庵小学校里。这时候这个人已经学会了抽烟，花五分钱买包经济牌香烟抽一周。有一天，这个人穿了一条新的确良裤子，他用手中的烟头在裤脚边上烧了一个洞，然后对我们说，你们敢吗？我们当然不敢。平时扯鱼草打猪草，或者是砍柴，不小心弄烂了衣服，都要让父母骂个半死。要是故意烧个洞，还不被活活打死。见我们不敢，这个人越发烧得起劲，每烧一个洞就说一句，你们又欠我一分钱。到后来两只裤脚的下头烧成了网筛状，这个人数了一下，共有三十五个洞。他说，你们要给我三毛五分钱。要不你们就得烧自己的裤。我们当然不会给他钱，三个人每个要出一毛多，哪里来钱？我母亲在队里出一天工还挣不到一毛钱呢。这个人见我们不答应出钱，就大度地说，不出就不出吧，我也晓得你们拿不出钱来。不过……他望定我们，然后慢慢说道，我爸要我穿补丁裤的事，不准你们说出去。其实你们不晓得，那也是我烧的，我不让我妈打补丁，她偏打。打了补丁，我就不穿。听这个人这么一说，我们终于放下心来。二年的事了，谁去说呀？要不是你提起，我们都忘记了呢。

　　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常常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来。

　　二年初中很快就过去了。这个人没考上高中，回到他那个街上，帮母亲守米粉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个人讨了老婆，两公婆就接手了母亲的店子，自己做起生意来。

　　按说家在墟集上，又有一家自己的小店，如果经营得好的话，两公婆再加上一、二个小孩，要糊上口并不难。可是这个人是个与众不同的折腾王，不知哪一天开始，他迷上了下象棋，从此对店里的生意不管不顾。有一个镇粮站的，还有一个镇供销社的，再加上这个人，他们三个不但棋艺高，而且棋逢对手，自然就搭到一块来了。起初是下着玩，后来是下一包烟的赌注，再后来就以钱论输赢，慢慢发展到下一盘棋输赢一百元。有一段时间，这个人手气太背，半年时间就输了一万多。为此老婆跟他大吵一架后，回了娘家，说是要离婚。娘家人赶紧劝说，离婚二字千万莫要说出口。看样子你家那个背时鬼也冒得改了，这样下去迟早是要走这一步的。但你千万莫跟他透露想离婚的念头，否则决然是离不脱的。接着就如此这般，授了自己女儿锦囊妙计。

　　齐老师生有三个儿女，前二个是一对姐妹，都早已出嫁，儿子就只有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在齐家不是独苗胜似独苗。然而，这个人两公婆偏偏又是生的一对姐妹花，而且生第二胎时，还罚了一万多款。这个人倒是很想再生一胎男孩，却又惧怕承受高额的罚款，自己拿不出钱来。正在左右为难之际，老婆出主意说，我们离婚吧。这个人一听，马脸拉得更长，眼珠子一瞪，大喝道，离婚？门都没有！老婆柔言细语，你急哪样急来？你听我讲，离婚是为了生崽。这个人更气了，离了婚还生个屁崽！老婆继续开导说，当然是假离婚来。我们只要离了婚，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哪个管得着？待生了崽我们就复婚，谁还敢来罚我们钱？这个人一听，倒是一番道理，于是就爽然答应了。离婚那天，连爸妈都没告诉一声，生怕他们蛮横地阻拦，坏了自己的如意算盘。

　　两公婆离了婚，老婆回了娘家，这个人没事人一样，照样天天下棋。突然一天，想起离婚就是为了生崽，于是就去丈母娘家，想喊老婆回来播种。谁知这一去却不是那回事，丈老子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来接老婆。丈母娘一听就大骂，真是死不要脸，离了婚哪个还是你老婆？这个人这才明白假戏原来是真做，拉下马脸，瞪圆眼珠子，就想发横。这时原来的三个妻弟，象三头好斗的牯牛，咚咚咚地赶来，吓得这个人再不敢出声，只得灰溜溜地逃回家去。

　　回到小店，这个人象个小孩子一样，哭得稀里哗啦。齐老师这年刚退休，与老婆住在老屋里，闻讯后慌忙赶来问个究竟。听罢儿子一番哭诉，气得脚手发颤，说不出一句话来，半天后才蠕动着老嘴，嘟囔出几个字，这个人！唉！这个人！说着说着，就打自己的耳光。

　　上述离婚这件事，我是听别人说的。那一天，我去赶街，撞见了他，他也没告诉我。当时他守着一个卖水果的地摊，正在往外选烂了的桔子。我就问他咋不开米粉店，却来卖桔子？他一见是我，脸早就红了，原本抬着的头也低了下去。他想了半天才回答说，开着个小店挣不了大钱，反倒捆住了手脚。我想出外做点大生意，就将店子盘给了别人。这些桔子是丈母娘家里摘的，吃不完就要我帮她卖一点。离开这个人后，我又遇到了另一个住在街上做生意的高中同学，于是就说起了这个人要出外做生意的事。高中同学说，鬼话三千！你也信？我知道这个人自小就是个折腾王，还死要面子，现在听高中同学如此一说，自然就不再信这个人的鬼话了。但是，我不明白这个人为何要对我讲假话？高中同学说，他现在下不了台啦。于是就将这个人的一古脑子臭事，一五一十地全抖给我听。听罢，我无言良久，也只得跟齐老师一样，长叹一声，唉！这个人！

　　自此后，我已有十来年没见到这个人了。但关于他的消息，倒是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据说去了云南，跟人做珠宝生意，起先倒是赚了二、三十万，后来与合伙人不合，就使把戏将对方排挤了出去，自己单干。那个被排挤了的昔日合伙人，为了报复，就花钱雇了一人去工商局举报他贩卖假珠宝。结果被工商一查，不但将假珠宝全部没收，还罚了好几万。这下刚刚做了小老板的这个人，一下子又变成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至于后来又做什么生意，就没人晓得了。

　　前几天，我在东莞接到一位同学电话。当时，我正在宿舍里看一部缉毒的电视，一位香港的毒贩头子，正站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船上，他回头朝大陆挥手，很神气很揶揄地说，我要回香港了，大陆的辑毒警官先生们，再见！谁知话音刚落，几艘站满持枪警察的快艇，快速到来，天空上还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于是，一阵枪战，毒贩们全部落网。

　　刚看到这里，同学的电话就来了。他告诉我，这个人出事了。我还以为是和他离婚老婆的事，这个人不满她骗自己，或将她打残废了，或将她杀死了。总之，有多严重我就猜想有多严重，因为我听同学电话里说出事了的语气，肯定是出了大事。同学说，不是和他老婆的事。哪？到底是啥事呢？同学说出二个字，贩毒。我一下就懵了。刚刚在电视里看到那一幕，我真的无法也不敢将它与这个人挂起钩来。

　　我手中的手机滑落在茶几上，突然感到四肢乏力，我整个地瘫倒在沙发里。我喃喃地嘟囔：唉！这个人！

　　文谭居士彭建华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