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写文章总是穿靴戴帽，唯有今天觉得让主题内容赤裸裸最好。您看了我罗列的内容，怎么理解都行。

　　先说笔者从书上看到的《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严监生临死之时，伸出了两个指头，一直举着不肯断气，众人猜说纷纭而均不合其意。唯有他老婆赵氏明白，他是为灯盏里点了两茎灯草放心不下，恐费了油，忙走去挑掉一茎。严监生果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

　　第二个事是笔者经历的。前几年寄居北京时认识一位四十岁出头的画家赵某，头刮得净光，很盛的络腮胡，一来二去成朋友才知道，有人看中了他的画，据说要出数百万包装他，让他的画在两年内身价百倍，红遍北京城。包装者说：你看赵先生，凡大艺术家都是长发如狮，白髯飘飘，可你……赵某心领神会，之后的一年多都未剃须，还跑遍北京城专找会染白发的染发师。只染发须一项赵某花去近万元。可两年过去，赵某的名字和画还是只有朋友这小圈子里的人知道，卖了几十张画，可最高没有超过一百元一张的，他空留了两年这长而白的发须。赵某的老朋友是某大报社的高级记者，闻说此事速来指点迷津。老朋友嘛，见面则毫不客气怒形于色郑重其事地将赵某克了一顿，以示爱意，并说，那个包装者纯粹是懵你，他就不知道在艺术界披散的长发须早已过时，现在最能体现大艺术家风度的是脑勺后留一个黑色的小把把？老朋友狠拍胸脯大包大揽让赵某一年之走红全国。赵某如遇恩人，甚为感激，暗暗塞给老朋友一万元。第二天赵某的发型就变成脑勺后的黑色小把把（白改黑、长变短容易）。可苦熬半年，像样的媒体上还是不见自己的名字和画，打电话再次询问老朋友，听到记者委婉而亲切的声音：“大的动作马上开始了。咱老弟兄老朋友了，你放心。还差三万元的包装费，你汇到我的帐上也行。”赵某初到北京带了十二万，唏哩哗啦花完了，气得他哑口无言浑身发抖，当即把画笔全部折断，又跑到理发店把头剃了个净光。

　　第三个内容，就与上面的两件事判若冰炭了。明末文学大家袁中郎曾谈人生真乐有五：“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宾客满座，男女交焉，烛光熏天，珠翠委地，皓魄入帐，花影流衣，二快活也。箧中藏书万卷，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泛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产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当代著名作家周国平极其尊崇袁中郎的思想，并发挥道：“从人生过程看，一个人只要痛快淋漓地生活过，不管善不善终，都称得上幸福了。对于一个洋溢着生活热情的人来说，幸福就在于最大限度穷尽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其中也包括困境和逆境。极而言之，乐极生悲不是悲，最可悲的是从来不曾乐过，一辈子稳稳当当，平平淡淡，那才是白活了一场。”

　　如果不是周国平的这番话，笔者真没打算写第四个内容，我越想越觉得袁中郎、周国平的思想与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一样。林语堂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政治上不合时宜和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他可以显得古怪而庄重，顽皮而严肃，我们由他的笔梢听到一组反映人类，欢乐愉快、幻来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由此我想到他的“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他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他的“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他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尤其他的那首《行香子》词，无法不让会心者爱得死去活来：“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何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我想，我什么都不应该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