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贫农

　　杜书文

　　文革时期，在延安我所工作的单位，有一位职工，姓名恕我略去。他是一位后勤工人，家庭出身贫农，用那时的话：“真正的根红苗正”。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依靠的基本对象。依着他的出身好，每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也自然成了造反派中的一员。每次揪斗、批判“走资派”他都冲锋在前。平时兜里总是装一本“红宝书”，胸前挂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在群众面前，很有点自鸣得意。把谁也不放在眼里。动不动训斥这个，批评那个。开会发起言来，满口的革命词儿。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是念错字，就是喊错口号，经常惹得大家低头哄笑。一天，他在批判会上发言，慷慨激昂，当唸道“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时，把“剐”字念成了“祸”字，主持会议的人悄悄向他纠正：是“剐”不是“祸”，他生气地把发言稿往桌上一摔说：“你这人就是爱吹毛球屁（疵）。你难道不知道我肚子里没喝过多少黑（墨）水水！不但我没喝那么多黑水水，连我爷爷爸爸都没喝那么多黑水水！这笔账应该记在万恶旧社会那些王八羔子身上！”闹得主持人尴尬，大家哄笑。但因他根红苗正，政治背景好，即便是说些原则性错误的话，也认为是无意间的口误，无论如何也扯不到“纲”和“线”上去。只能一笑了之。

　　由于此人“革命性”特强，但凡只要一开会，他都要首先发言，每次第一句都要高声申明：“我是贫农！”，接下来才读“最高指示”开始发言。由于每每如此，所以大家便送他一个外号——“老贫农”。一年冬天，单位全体人员在会议室开会学习“老三篇”因天气特别冷，大家一进会场都抢着去围火炉子，当“老贫农”进来的时候，火炉周围已经围满了人。“老贫农”不动声色，静静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便胸有成竹地向一个靠近窗口的方向走去。因为，那里的墙上挂着一幅革命领袖像，于是他便正襟危坐地坐在领袖像下面，并故意把窗户打开，得意地向大家宣称：“这儿才是最最温暖的！”。大家一听都捂着嘴笑了，但都不敢说什么。谁知这会一开就是3个多小时，学完“老三篇”又学“最新指示”接着“两报一刊”，加上革委会领导讲话，大家真有点耐不住了，然而，“老贫农”却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尽管浑身冷得直发抖，“老贫农”也没喊一声冷。也许那里真是他所说的“最最温暖”吧！

　　第二天，便有消息传出，“老贫农”因受风寒得了重感冒，住进了医院。单位领导进病房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发高烧，但仍拿着红宝书高声朗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领导向身边的大夫和护士说：“这可是我们单位的政治骨干，是革命依靠的对象，贫贫的贫下中农，一定要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疗！”当护士按照医生的吩咐为他挂上吊瓶的时候，“老贫农”却突然把吊瓶的针头拔了下来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把最好的药用给最需要的贫下中农吧！”。看到这情景，医生护士均无奈地摇摇头。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说“老贫农”因不配合治疗而倂发支气管肺炎，病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依然每天躺在床上，坚持着拿起贴身的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他用日渐微弱的声音指着红宝书说：“只有它，才是支掌（撑）我战胜疾病最大的精神力量！”

　　……

　　由于拒绝用药，“老贫农”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人们并没有很快忘掉他，并且成了单位人最多的谈资。是同情？是赞美？还是作为一段值得人们反复咀嚼的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