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干妈
两个干妈
杜书文
我有两个干妈,一个叫赵妈,一个叫宋妈。过去,在农村有个乡俗,孩子过满月这一天,便要去撞亲,就是由孩子的奶奶或其他女性长辈,抱上孩子在村巷里撞亲,撞到的第一个人,便被认做孩子的干亲。听母亲说我那时被姨妈抱出来时,正好在巷口同时碰到了两个女人,所以便有了两个干妈。
在旧社会,由于我父亲在城里有生意,又是县上商界的头面人物,能说话,会办事。在村里人缘极好,也有一定的威信。赵、宋两家家境都比较清贫,自从和我家结了干亲以后,相互往来便十分频繁。他们经常在农忙时节帮我家春种、夏播、秋收、碾打。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也经常给他们以帮助,他家有困难,需要用钱便到父亲商铺的柜上去支。由于是干亲,他们每年过年都要给我送花灯,时头八节还要相互走瞧。我慢慢长大以后,每年清明节还要去上两家的祖坟。不仅好吃饭,还要分好多麻花、馓子、花馍、点心等,非常开心。宋家的干爸干着收购古旧书画的营生,我经常到他家翻看旧书,有用的还拿回几本来。赵家干爸做着卖元宵和炒油粉的生意,我常常被干哥哥领上到集镇上看戏,顺便吃干爸的炒由粉、喝熬稠了的元宵汤。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干亲家的关系相处非常融洽。
解放前3年,父亲就弃商归田,五二年土地改革开始了,依照土地改革法,根据我家财产土地情况,经工作队反复衡量,认为我家成分应定为小土地出租。但村里的一些人为了多分浮财,硬是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我家许多所谓的“证据”材料。极力要把我家划为地主成分。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工作队迟迟定不了案。我的父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核对事实。为了防止通风报信,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外出活动必须请假。我那时正在县中上学,以往是由父母每周送馍,现在却不行了。过去一些和我家关系不错的人家,也迫于形势和我家疏远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为了解决我在学校的伙食问题,便悄悄找到了宋妈家,求她帮帮忙,每周在他家烙些馍给我送到学校去。可是宋妈一听这事,就像见到了瘟神,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哼哼唧唧,找了好多推脱的理由,连一口水也没让父亲喝,就把父亲推到门外,生怕连累了他家。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她还向另一派反映了我家一些不实之事,增大了工作队落实我家成分的难度。从此,两家极少往来。这让自尊心很强的父亲很有点想不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父亲便硬着头皮来到赵妈家,试探着说明了来意。赵妈这人一向豁达耿直,说话做事说一不二,听了父亲的一番叙说,一口应承了下来。说:“娃这事你甭管了,甭怕!你家的情况我最清楚,只要工作队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村里那些人翻不了大浪。给娃送馍的事你放心,由我一手包了。”此后,每周不是干爸就是干哥准时来到学校给我送馍,不是白生生的大蒸馍,就是硬面锅盔,间或之间还送来油葱饼。并把我换洗下来的衣服也拿回去洗干净再送来。还叮咛让我安心读书,不要操心家里的事。父母对赵妈在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慷慨帮助十分感激。(现在我已到了古稀之年,赵妈虽已去世多年,但两家的情分依然如故。)
1953年冬季,我家的成分终于在县委县、政府几位领导的直接干预下,维持为小土地出租,并且在行政村联合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以后不准再翻腾。这下村里人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特别是过去那些落井下石的势利之人,也主动上门示意讨好。而宋妈也许意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过分做法,不好意思再登我家的门,远远照见父母不是有意回避,就是尴尬地点点头。两家关系基本到了互不往来的地步。我到西安上学以后,假期回家探望的总是赵妈。看到这种情况,父亲就对我说:“你小时候宋妈对你还是很疼爱的,只是她在那件小事上做得有点欠妥当。这也不能怪她,那时,村里两派斗争很激烈,人都想着保护自己,想起来,她也没有什么大错,现已时过境迁,容人一步天地宽,况且她毕竟还是你的干妈,现在人已老了,带点礼物去看看她吧!……”。我认真想了想,父亲的话是对的,人常说:“君子一笑泯恩仇”,在一年的假日,我提上礼物去看了宋妈,她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龙钟老妪了。看见我,老人两眼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是激动、是忏悔、还是内疚?我除了安慰,还能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