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传奇人物

　　——孙立哲

　　杜书文

　　孙立哲，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一个在延安人民心目中值得骄傲的名字。在他十多年的插队生涯中，他以赤脚医生的身份，在救死扶伤战线上，为延安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70年代初，笔者在延安地区医院工作，对孙立哲的不凡事迹早有闻名。也亲耳聆听过他的先进事迹报告，领略过他光彩照人的风采，但却只仅仅停留感性化层面上。1975年初春，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外科学家黄家驷，偕同人民卫生出版社几位领导、编辑来到延安。要求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对孙立哲的情况做一番实地考察。并打算出一本适合于农村赤脚医生使用的实用外科学。恰巧地区卫生局抽调我和地区药检所的徐鹤良陪同前往。接到这个任务，心情极为激动。一大早，我们乘坐着延安宾馆专为黄老等人安排的“吉姆”和“伏尔加”（前苏联产品）直奔延川县，在县卫生局作暂短停留后，下午便到了关庄公社关庄大队。早已守候在村口的孙立哲等知青们和队干部，热情地迎接了我们。把我们安排在温暖的土窑洞内。一切就绪后，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齐涛（女）书记，把带来的一大捆医药卫生方面的书籍，交到孙立哲手里。孙立哲接过书，感动得热泪盈眶说：“太感谢了，这些书对我们太需要了，简直就是及时雨呀！”接着县卫生局长和公社、大队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孙立哲知青小组为当地群众防病治病的情况。晚饭后，知青们都拥到我们的窑洞内，看望七十高龄的黄家驷院长和年届六旬的齐涛书记。看得出，知青们对这些从来也没见过的国家重量级的医学界权威人士的到来感到无限神秘和崇敬。黄老仔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况，并讲明了他这次来的目的和想法。孙立哲也代表知青们汇报了他们的创业情况、群众的生活状况和这里严重缺医少药以及迫切需要医疗帮助的心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交谈得亲切而又惬意，直到深夜还不愿离去。

　　第二天，我们特意来到知青的住处，看了他们的居住情况和医疗站。窑洞是极其简陋的，破旧的木窗糊了一层白麻纸。书籍大都散乱地堆放在炕头，其中还有几本英语医学书籍，我们顺便翻了一下，发现那上面还用红笔勾划了不少重点内容，更让我们对这位年轻的知青刮目相看了。医疗站内设备同样简陋，一张检查床，一张诊断桌，几个出诊箱，柜子里放着一些简单的常用药品，里间有一个小型手术室，内置一张木制简陋的手术床。门外的檐台上有一台旧的小型发电机。一个用于消毒器械的小型压力锅。正在诊断的孙立哲被男女病人围得严严实实。啊！他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为县内县外南来北往的万千病人解除了病痛，为数以千计的病人做了大大小小的手术，而且没发生一例事故。这不仅让黄家驷这样著名的医学专家不可思议，就连我这个从正规医院出来的普通医务工作者，也感到万分惊异啊！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年仅20出头，没有受过基本医学教育的年轻人，能做出如此令人赞叹的成绩，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谜。但这是事实。一个毋容置疑的事实。也竟成了我心中的一个谜团。我很想面对面的对他做一次认真采访，但，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机会，因为他实在太忙了，自从初到的那天晚上见面之后，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不仅是诊断室被围得水泄不通，就是因下队出诊见不到影子。偶尔碰到，也是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我们住的窑洞离他并不太远，经常在夜间听到请他出诊的敲门声。偶尔看见，发现他眼圈总是黑的，眼里总是布满血丝。我提醒他：“一定注意身体”他总是说：“看见了病人，总是由不得自己，心里总想着赶快让他们脱离病苦！”。我问他：“这么杂的病你都能看吗？”他说：“不会的就翻书，书本是我唯一的老师！”他顺手指着炕头的一本《农村赤脚医生手册》说：“光这本手册就已翻烂了3本。”

　　一天，他真的病了，高烧40度。伙伴们把他锁在了窑洞里，房东大娘为了让他安静休息，哄骗病人家属孙立哲不在家。但他听见后，立即翻身爬到窗口，撕破窗纸，叫住病人，隔着窗口替病人诊脉开方。房东大娘还告诉我们；去年一个深秋的夜晚，劳累了一天的孙立哲刚躺在炕上，关家庄一位姓高的社员突然推门而入，说他的未满周岁的孩子病危，孙立哲立即背上药箱，拿上手电赶到高家。经检查，患儿因中毒性消化不良，导致高烧、吐泻，已处于昏迷状态。孙立哲认为必须立即输液。可是没有输液设备，于是就用注射器代替输液器。他一条腿半跪着，弯着身子，双手小心翼翼地推着注射器中的药水，严格地掌握着速度。天亮了，患儿仍然不醒，他便和赶来的伙伴们轮换着注射，40多个小时过去了，当孩子慢慢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却昏倒在土炕上。由于他对医术能刻苦钻研，努力实践，技术越来越精。治一个好一个，使许多重危病人从死亡线上苏醒过来。而且医疗费用极为低廉。于是，当地人一传十、十传百，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一天下午我们随孙立哲一起下乡，看到前面许多老乡在地里劳动，当我们走过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孙立哲来了！”霎时间老乡轰动了，嘴里高喊着孙立哲的名字，从四面八方围住了孙立哲，不是叙说他们的病情，就是询问孙立哲的身体状况。问长问短。那场面真让人感动不已。

　　我们在关庄大队的时候，延安地区组织的医疗队也在这里巡回医疗。这个医疗队中，不乏医疗经验十分丰富的各科高年资医生。但由于这些人那时多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带着改造的性质下来的。尽管他们医术高，经验丰富，病人并不找他们，偏要去找孙立哲看病。有一天，我们亲眼看到，孙立哲的号一大早就被病人一抢而空，而那些“权威”们诊室的病人却寥寥无几，异常冷清。为此，孙立哲向病人做了好多解释工作，让他们相信延安医生的医术。而病人就是不买账，哪怕等到天黑也要他看。因孙立哲坚持在各大队巡回医疗，地点并不固定，今天在这儿，明天在哪儿。一位从子长县来的病人家属，用架子车拉着自己的老母亲，在关庄公社周围追了3天，才追到了孙立哲。许多内蒙、山西、榆林、延长、宁夏的病人都是慕名而来，专找孙立哲看病。那时的孙立哲完全被神化了。

　　我们在关庄大队，前后呆了不到半个月。黄家驷院长对孙立哲的医学知识和技术水平进行了全面考察，征询了他对新版外科学的意见和建议。并亲自走上手术台对孙立哲的手术手把手的做了指导。而孙立哲也当面向黄老请教了许多诸如胸外科使用的Heartpacemaker（心脏起搏器）方面的问题，黄老很高兴地做了详细解答。通过一系列心贴心的交流，更加坚定了医学泰斗对这位有志青年的无限信任。并放心地将他聘为新版《外科学》的编委会成员之一。后来听说孙立哲在1978年以他扎实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考上了北京医科院研究生。成为当时少有的幸运者。

　　对于孙立哲的成功，让我产生了一系列思考。首先，他对这里的群众有着特殊的感情，老区人民的忠厚勤劳朴实的品德以及战争年代对革命的贡献，深深地感动了他。其次，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他施展才能的环境和条件：艰苦贫困的生活环境、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群众对治病眼巴巴期盼的眼神。激发了他刻苦学习医术的坚定决心。当时，他也许并没想成为一位技术精湛的名医，也并没想以此作为谋生和捞取财富的手段。而只是一门心思地想着尽快解除病人的痛苦，让群众尽快脱离病痛的折磨。正因为有了这种崇高朴素的思想，所以才产生了克服重重困难的勇气和动力。有了这种动力，才促使他卧薪尝胆，刻苦钻研，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以至于翻烂100多册医学书籍的决心。三是党和政府从政策上给了他最大的支持。拿现在的观点来说，孙立哲既不是医学院校毕业生，也没有医学技术专业职称，属典型的非法行医。应在打击取缔之列，然而他却是一个幸运者。因为那时一方面由于国家长期没有评定技术职称，更没有颁发行医执照一说。在这种大背景下，出了医疗事故是要承担风险的。然而，党和政府却给他开了大大的绿灯。不仅鼓励他大胆地为群众防病治病，而且还让他当上了县上和地区的卫生行政领导。并通过多种新闻媒体大力宣传了他的先进事迹，使它成为无可争议的先进典型人物。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在复杂的政治风云中，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过一些非议和打击，但那是极不公平的。我认为孙立哲不仅是那个特殊时代的幸运儿，更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三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他去了海外，并且弃医从商，搞了更为前沿的电子事业，但他在延安所创造的不凡事迹却永远留在延安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