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屋及乌，恨屋想必也往往及乌。

　　爱她，连她屋顶上黑黑丑丑嗓音粗哑的乌鸦都是美的，仪态万方，优雅动人。恨她，别说她屋顶上的乌鸦，就算是音调婉转的黄鹂，入到眼里也是丑的无以复加，必欲除之而后快。爱能让人把她的缺点都当做优点，恨她则又会把她的优点又全当成缺点。

　　后梁太祖朱温是有名的流氓皇帝，他的滥杀无辜，荒淫无耻是历史上极为突出的，为历代人所不齿。他的嗜杀自始至终还表现为滥杀无辜。朱温对部下、战俘、士人均滥杀成性。战争时期为整肃军纪，利于调遣，从严治军是应该的，但朱温却严得残酷，杀得残忍。五代时期的法律严酷得令人发指，在中国法制史上五代就是以法律严酷而出名的。为保证战斗力，对待士兵极为严厉，每次作战时，如果将领战死疆场，所属士兵也必须与将领与阵地共存亡，如果生还就全部杀掉，名为“跋队斩”。所以，将官一死，兵士也就纷纷逃亡，不敢归队。朱温又让人在士兵的脸上刺字，如果思念家乡逃走，或者战役结束后私自逃命，一旦被关津渡口抓获送回，必死无疑。朱温的荒淫，行同禽兽，即使在封建帝王中也罕有其匹。他“纵意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帝往往乱之”。乾化二年，“太祖兵败蓨县，道病，还洛，幸全义会节园避暑，留旬日，全义妻女皆迫淫之”。张全义之子愤极要手刃朱温，为张全义苦苦劝止。至于朱温的儿子们对朱温的乱伦，不仅毫无羞耻，竟然利用妻子争宠，博取欢心，争夺储位，真是旷古丑闻！养子“朱友文妇王氏色美，帝（朱温）尤宠之，虽未以友文为太子，帝意常属之”。朱温病重时，打算把朱友文从东都召来洛阳付以后事。其亲子“友珪妇亦朝夕侍帝侧，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指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吾属死无日矣！’”朱友珪随即利用他掌握的宫廷宿卫侍从及其亲信韩勍所部牙兵发动宫廷政变，“中夜斩关入”，“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这样，朱温最后于乾化二年（912）六月被亲子友珪所害，终年61岁。这样的人物，可算是邪恶至极了。很难想象人品如此的朱温还能做出什么好事来。

　　不过恰好，偏偏还有几件。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六》里有一则，记载了关于朱温的另外几件事。朱温领兵攻沧州时，沧州城中食尽，派人劝降的时候，守城的刘守文说：“我和刘仁恭是父子关系，梁王你正用正义征服天下，如果当儿子的背叛了父亲而投靠你，你将如何任用他呢？”朱温听了刘守文的正直言辞，感到很惭愧，就减缓了攻势。后来，朱温撤军，准备把各军营中的粮草全部烧掉，粮船也都凿沉在水中。刘守文写信给朱温，说：“沧州城中几万军民，已好几个月没东西吃了，你与其把粮草烧成烟灰，沉没在水中烂成泥，不如发点慈悲，把剩余的粮草用来救活沧州城中的军民。”朱温就留下几个粮仓没有烧，沧州城中的军民靠此得以活命。到了朱温篡唐，做了后梁皇帝之后，苏循和他的儿子苏楷，自以为对后梁有功，应该被破格提拔重用。而朱温却看不起他父子俩的人品，认为他们是唐朝的罪人，卖国求荣，谋取私利，便勒令苏循辞官回家，苏楷削职为民。宋州节度使进奉象征吉祥的多穗麦子，朱温看了很不高兴，说：“宋州今年发水灾，老百姓缺食少衣，为什么还要进奉祥瑞征兆？”并派宦官到宋州责备节度使，还罢免了进献瑞麦的县令。事实上朱温在称帝前，对农业生产就比较重视，曾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洛阳地区的生产。开平二年（908），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他还尽最大努力去恢复生产，奖励农耕，采取了一些与民休息的宽容政策，中原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故而洪迈说，“义理所在，虽盗贼凶悖之人，亦有不能违者”，“此三事，在他人为之不足道，于全忠则为可书矣，所谓憎而知其善也”。

　　大约世上的人并没有全好或者全坏那一说，即使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多少也会有一些可取之处，顶多是好的一面多一些或者坏的一面多一些，正如史蒂夫﹒沃兹尼所说，“人生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有很多灰色地带，要你自己做出选择。最重要的不是你选择什么，而是这个选择来自你自己”。由此看来，设若一心想从某人身上找到阴暗面，总是能找到，若一心想从他身上找出光明面也必定不会失望，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毕竟就连西方的大恶魔撒旦也曾经做过上帝的天使长，光明面大得很。

　　不过“憎而知其善”是需要大智慧和大修养的，像我这种人就做不到，我曾经尝试着在一些自己很讨厌的人身上耐着性子找出一些优点来，结果虽然“上下而求索”却依然一无所获，大约人的眼光一旦被某种喜恶蒙蔽起来，就只能关注于一点，再也不能“客观”起来，或许只能“旁观者清”，置身事外才能更客观的加以评价。再或者，我果真如此幸运，破天荒地发现了一个“全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