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过了四十多个春节了，按理越往后年味越浓：饭菜丰盛了，衣服漂亮了，炮更响了，灯更亮了，花更高了，留下的印象应该越深刻。但我却对儿时过年的心情、情景仍记忆犹新，历历在已目。我出生在关中平原一个静谧的小村庄。那个年代国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农村十分贫穷。我家每年要缺半年的口粮。虽然国家每年下放“返销粮”，但我们这些普通人家没有。进入腊月，农活少了，父亲就开始为全家人的吃饭东奔西跑了，父亲要去一百公里以外的甘肃灵台换粮食，那里地处山区，人少地多，大多数家庭有余粮。数九寒天里，父亲拉着人力车，带着自留地里产的烟叶和母亲做的手工布要跑三四趟。一趟能换回一百多公斤粮食，其中绝大部分是包谷，有时也有一点点小麦。每当父亲快要回来的时候，我就早早的站在村口等，盼望父亲平安回来，希望能多换点小麦。

　　在我记忆中我们村子里，过年能包起饺子，吃上纯白面馍的家庭不多。十五岁以前我没有吃过饺子。最奢侈的是初一早上吃一顿小麦面面片。过年的馍是一半小麦面和一半玉米面蒸成的。菜只有红白萝卜，粉条，葱，还有母亲生的豆芽，生产队统一做的豆腐。那时候，一般人家没钱买肉，生产队有养猪场，过年的时候杀一二头猪，把肉分给各家各户，我家分不到两斤肉。猪头，蹄子，肠子等统一煮熟后和汤一起分给各家各户。领熟肉是我们小孩子的事情。我们拿着家里最大的碗，提前几个小时就去排队等待了，回家后母亲会拣一块最小的蘸一点盐塞进我的嘴里，这是一年之中母亲对我最大的奖赏，我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我小时不讲究穿，家里也没钱买新衣服。堂哥表哥退下来的衣服，母亲缝缝补补就成了我过年的新衣服了。男娃都喜欢放炮，那时候，在农村平时不仅没有卖爆竹的，就是有也不准随便燃放，只有过年时才允许，因此，我便急切地期盼着过年。特别是过了小年，当街面上时有爆竹炸响声的时候，我心中就有一种憋不住的、说不出的难受。二分钱一包的摔炮，父亲只让买一包，我摔完后又缠着要，父亲先是不理不睬，我便反复追问，父亲火了，抬手给我一记耳光，骂道：“哪玩意是顶渴治饿？”父亲虽很生气，但还是又给了我二分钱。听到谁家放鞭炮我就赶快跑去捡没有爆炸的。有一次我正在吃饭，听到隔壁放炮，慌里慌张的把碗没有放稳，掉在地上摔碎了，气的父亲踩了我两脚。但想起和小伙们在一起用鞭炮炸牛粪、炸冰块时的情景，既是挨打受骂也心甘情愿

　　正月初六是我们村的庙会，从初五晚开始要唱三天四晚上戏。这时候人们吃饱了，歇久了，地里农活一时还上不了手，正是闲玩寻乐的好时机。因此，戏从演第一场开始，十里八乡的群众全涌向我们村，人山人海，天天爆满。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听说村里要演戏便乐的“蹦啊跳啊”、饭都顾不得吃就往戏场跑，给大人抢坐位。戏的内容我并不太懂，只有演“击毙王连举、活捉座山雕”等打斗场面时我才看上几眼，除此，不是与小伙伴们绕戏场疯跑，就是从人群中瞎蹿，惹得众人叫骂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