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文革中，爸爸又被打成右派，近了学习班。我在家里是老大，记得在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妈妈，叹着气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孩子咱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爸爸在学习班，爷爷奶奶年龄又大，体弱多病，弟弟妹妹们年龄又小，初中咱不念了行吗？”妈妈抚摸着我的头说“过几年咱家境好转了，妈妈再送你进学校。”说完，妈妈抱住我的头，两行泪水簌簌地从脸颊流了下来。……。……没过多久，我便在邻居的帮助下，来到木器厂，做临时工。虽说岁数小傻呼呼的，但干活也不惜力气。转眼间我干了大半年，家境确依然没有好转。

　　春天木嚣厂又到了招工的季节，厂部决定在招收十名临时工打包装箱子。其中有有位女孩，比我大几岁，分到我们组，名字叫何丽。她中等个儿，白净的爪子脸，一头乌黑的长发，长的很美，两只眼睛像秋水一般，但明丽的眼睛，总是有些失神。很少说话，脸上总挂着淡然的神情。但工作起来，却和男同志一样能干。钉箱子时，手上磨起了血泡，流出了血，她也不去理会。女孩子干这样的活，着实很吃力。我的工作做完之后，便想去帮她一把，但每次都被她婉言谢绝了。看着她消瘦的身体我真的很同情她，关心她。

　　记得有一次，我试探性地想问问她“姐姐，你为什么这般苦恼那？”她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摇摇头，走开了。我总感觉她心里有个结，好像一把生了锈的锁，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钥匙才能打开她心中的锁。

　　我们临时工的宿舍，在厂子的东南角上，临时的简易房。墙上面挂着‘工作守责’，‘安全制度’的字样。钉木包装箱子的工作就是如此，干完活就休息。大家伙在一起喝水，聊天，打扑克，天南地北的海谈。木器厂嘛，唯一不许的就是抽烟。

　　休息时总是看不见何丽，她从来不和大家一起聊天，也不在一起玩。总是一个人静静地去园木垛后边看书，不时的用木棍在地下写着什么。有一天我出于好奇心，偷偷的凑到她身边问她“姐姐你看的是什么书？”她不说话，头也没抬，拿了俩本书递给了我。我接过书一看，很惊讶，简直不可思议。《大学的英语》，《高等数学》之类的书。我问她“何姐姐，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她平淡的说了句，“小学，”我惊呆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的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说“别骗人了”她缓缓地看向我说“我有必要骗你吗？”我说姐姐“你为什么，不去报考大学呢？”她低下了头，脸色苍白，表情十分痛苦，是那么的凄楚。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好像在乞求我不要在问了，她的内心究竟受到了什么创伤，让她这么痛苦！

　　跟何姐姐这次交谈，深深的触动了我的心扉。小学毕业，完全靠自学，竟然可以达到了这么高的文化水平。令我佩服不已。这就说明，只要刻苦学习，不进校门，照样可以学到知识。我沉思了好几天，下决心走，何姐姐的自学之路。因为，我一生不想这么默默无闻的活着，用自己的艰苦努力，为今后的生活，开辟新的道路。

　　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我去厂办请主任帮忙。找到了一间靠门卫边上后勤装杂物的小房间，这房间潮湿，阴冷，不见阳光，但是特别的僻静。我给自已安排好了时间，规定了学习计划：上班带俩本书，休息时间看；晚上作学习笔记，我每天都在探索和希望中度过。

　　一天的晚上，我那小屋的门，突然“当，当，当，”响了几下，我打开小屋的门一看，不是我的工友和哥们，而是何丽。她说：“听说你很用功，我特意来看看你，欢迎我吗？”话音刚落她便坐到我用木板做的小桌旁。翻开我的书和笔记认真看着我的作业，错的地方帮我做了修改，并且为我讲解，由浅入深，清楚明白。我做不出的题，她几句话就给我点透了。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说“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我”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知说什么好，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好笨。她苦涩的一笑，望了望窗外的月亮，说“太晚啦，我得回去了，”她走了，可她端庄的脸，还深深的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工。而是，我的良师。益友。

　　三天后的晚上“当，当，当”小屋的门又被敲响了，我一阵喜悦，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我赶忙推开小屋的门，见她白晰的脸上漾着红晕，眼睛里露出笑意。我认识她大半年了，这是她第一次不带苦涩的笑容。她站在门前怀里抱着几本书，带着俏皮的口吻说：“欢迎我吗？我又来了！”我只是傻傻的笑不知说什么好。她迈进屋里，把书放在小桌上说：“我给你带来几本初中一年到三年的自学丛书送给你。”我很高兴的接受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动。后来我才知道这几本书她跑了好几个中午，走了好几个大小书店才买到，花去了她半个月的工资，这时万般滋味皆涌上心头，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俩年的时间过去了。我到了初中应届毕业的年龄，在街道和学校的动员下，我随着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红流，去了边远的山村，建设农村广阔的天地。开始我们还有书信往来。但是在三个月后，失去了联系。多少年后，才听说，他爸爸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多说了几句话，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十五年徒刑，死在了狱中。她和多病的母亲要离开着伤心之地，前往南方投奔舅舅，可怜的母亲又病死在南去的列车上。伤心欲绝的何丽从此就杳无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