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候，一进入腊月，就常常听见大人们说，“腊月穷汉比马快”。此话何意？当时的我，懵懵懂懂，怎么也琢磨不透。不过，从他们的言语和表情似乎可以看出，人们对过年总有些焦虑。记得最清楚的倒是，半夜里，祖父常常坐起来，就着一盏忽忽悠悠的煤油灯，一锅子一锅子地抽闷烟，还长吁短叹，自言自语地说，“年好过，月难过。到底过什么年呢？过什么年呢？”在孩子们眼里，过年毕竟是做梦也盼着的事情，可以穿新衣，放鞭炮，走亲戚，可以吃到平时任何时候也吃不到的好吃货。究竟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穷人来说，过年实在是过穷过难。为了孩子们能穿上、能戴上，不短精神，大人们总得忙忙碌碌、东奔西走，费尽思量，好好准备一番。这时候，我们兄妹都怀着非常急切、非常期盼的心情等着过年，整天跟在大人身后屁颠屁颠儿的，帮着他们做一些准备过年的家务活。有时，帮着祖父和父亲在窑脑脑上铡些麦秸，或从麦垛里掏些麦糠出来，一担一担挑回家，贮存好够老牛一个月吃的饲草；有时，跟着父亲来到菜园里，掘开冰冻的地面，提前刨出窖藏了一冬的白菜、萝卜、洋芋等蔬菜，以备过年享用；有时，从早到晚跟着大人下沟拾干柴，或在院子里劈柴火，抱柴火；有时，坐在热乎乎的炕头上，囫囵囵摇着小巧的手磨，看着白花花的豆浆从磨口流到磨槽里，再从磨槽淅淅沥沥流到水缸里，心里也乐滋滋的；有时，帮着大人打扫院子，把家中里里外外收拾一番；有时，找来一卷旧报纸，摊开抹平，把土炕、锅灶周围仔仔细细裱糊一新；有时，也爬坡溜坎，泥一身土一身，在门前的沟里，捡拾些骨头、烂鞋、废铁之类，拿到收购站换几毛钱，买个几颗糖或几个炮仗回来……

到了腊月二十三，我们的村子就忽然间变得热闹起来了。远远近近时不时可以听到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家有余粮的人家，喜笑颜开，门前院里，人头攒动，他们忙忙活活地劈柴、烧水、支锅、搭架，磨刀霍霍，准备杀猪宰羊，兴冲冲地过年。那时，还是人民公社时代，我家人口多，病号多，劳力少，挣工分少，分的粮食自然少。每年秋罢到翌年新麦上场，全靠玉米、高粱、糜子、南瓜、洋芋等填充肚子。常常是玉米吃得人胃作酸，高粱吃得人屙不下，糜子吃得人尿不下，南瓜和洋芋吃得人肚子瓜胀瓜胀。那时，到处物资都特别短缺，穿衣要凭布票供应，一家人自然是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穷难不易的光景。所以，要过年了，最闹心、最难熬的还是家中的大人了。祖父的想法是，好歹大过年的，总要吃个白面馍馍吧。为了我们这帮嗷嗷待哺的黄口孺子，无奈何间，他便东家出来西家进去，四处向人借麦子。我曾亲眼看见他常常空手而归。也不能怪人们很吝啬，说真的，那时村里有余粮的人家很少很少，借粮谈何容易啊。母亲则老为我们的新衣犯愁，布票早都用完了。怎么办呢？只有去借。好在我们一家都是很善良的人，为人老实，做事实在，很讲信用。结局总是，一袋麦子也借到了，白面也磨出来了；布票也借到了，我们的新衣也做成了。跟着，生产队里也给家家户户分了盐、碱、白糖和红糖。腊月二十五这天，街道逢集，方圆各村的猪肉都上市了。收购站的肉卖现钱，我们这些穷人家自然问都不敢问。祖父在街道踅摸来，踅摸去，最后总会为家里赊一个猪头和一副猪下水拿回来（因为猪头和下水比较便宜）。到了二十七八，一大早，祖母和母亲就开始忙活开了。她们用心合计后，总把玉米面和麦面混合在一起蒸馒头、蒸糖包子。蒸完馍，祖母和母亲又和上一大盆荞面面水。夜里就点上昏暗的油灯，围着一口大黑锅，一勺一勺开始摊荞面煎饼。我们兄妹蘸着辣子水水吃了一张又一张，总感觉是那么香，那么香。翌日，祖母将一厚摞子的煎饼压在了锤布石下。随后几天里，她又将压平的煎饼对折起来，默默的，细细的，一刀一刀切下去，一直切了满满一簸箕的烙面。不用说，春节期间，全家就吃到了又细又薄又劲道的油汤烙面了。

大年三十这天，祖父好像总是气色很好，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往往天一亮，便在屋子中央烧起一堆熊熊的火。他挽起袖子，提着毛乎乎的猪头，连烧带烤，边刮边洗，仔仔细细地收拾着。随后，他亲自下厨煮肉，放调料、舀泥沫。这时，我们就嘟囔着穿上了新衣服，呼朋引伴，串门子，玩耍去了。当时，我们的小村子好像不贴春联，也没有门神可贴，没大红灯笼可挂。不过，家家户户的窗户都糊上白生生的窗纸，窗纸上贴着五颜六色的十二生窗花，很朴素，也很美观。太阳落窝时，我赶紧就往家里跑，肉已经煮熟了，远远就可以闻到一股扑鼻的香气。祖父捞起热腾腾的骨头放到碟子里，给灶王爷面前搁了一份，又给祖先神位前搁了一份。等天地神灵和先人们享用之后，我和哥哥才狼吞虎咽地啃起碟子里的骨头。祖父知道，我是家里的一个大“肉狼”，啃骨头并不过瘾。他干脆给我切了半碗肉，抓起提前煮好的萝卜片放进去，浇满滚烫的煎汤。我泡着蒸馍，痛痛快快吃了三大碗，方才撂手。祖父抚摸着我的头说：“馋了一年了。”这时，我看见他褶褶皱皱的脸上荡漾开了一圈圈笑纹。

除夕夜很快就降临了。寂静的小山村里，我的父老乡亲们一下子全都沉浸在温馨、祥和、甜蜜的大年夜里。迎接新年的鞭炮声噼里啪啦，一阵接一阵，此起彼伏。“岁岁高堂列明烛”，大年夜的晚上全家人是要守夜的。祖父给煤油灯里加满了油，把灯捻子往上挑了又挑，拔了又拔。他在身上掏摸来掏摸去，半晌功夫，才掏出一个手帕小包来，给我们兄妹发了一毛或两毛的压岁钱。祖母也打开箱子，手在里面揣来揣去，揣出几颗核桃和干枣，偶尔也有花生，塞到我们兄妹手里。母亲下厨张罗了几个简简单单的小菜，端上烫热的土炕，我们一家人团团坐定。祖父是我们家里一棵饱经沧桑的大树，也是救命伞。我们兄妹三个轮流着给他老人家敬酒。酒过三巡，他的话就多起来。他说起了自己曾经几十年的长工经历，说起了年好过月难过的艰苦岁月，说起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世态炎凉。有一年，他说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次经历：那时他八岁，大年三十下午，他讨饭时来到了姑母家的门前。年迈的姑母发现了，看他无家可归，硬把挽留了下来。当时的姑母家是方圆远近有名的富家大户。姑母给当家的大儿子说，你舅家没人了，你兄弟今天遇上了，就让在咱家过个年，你给发些钱吧。祖父的这位大表哥不但没有给，还挤眉瞪眼，嘟嘟囔囔，嫌他来了，话很难入耳。看着姑母泪流满面，那晚他还是留了下来。默默地坐在炕角里，眼泪一直往腔子里流。说到伤心处，便不由得老泪纵横。惹得我们全家人也跟着泣不成声。其实，我记得很清楚。那几年里，我的那位表爷兄弟俩都八十多岁了，每年冬天或正月，都到家里来，一呆就是七八天，我们一家人没有一个人说过不字。我每天早上还给他端洗脸水、端茶，每顿饭给他端饭吃呢。

吃罢年夜饭，门外就响起了一阵杂沓纷乱的脚步声。跟着，本家叔侄们打着电筒，提着酒瓶，端着菜碟，领着娃娃大小咕哩咕咚涌进了院子。大人们凑合着坐下来，娃娃们不安分，就不用管了，窑洞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土炕上简直摆满了碟子。我的叔侄们按照年龄长幼，分别向祖父、长辈、年龄大的人相互敬酒。大家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那个时候，大人们聊得最多的话题是各自的收成情况。譬如，今年挣了多少工分，队里分了多少麦子，分了多少玉米，猪下了几个猪娃，自留地里种了什么菜……其次，谈论的就是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等日常琐事，比如买了几斤棉花，给孩子做了几件衣服，鸡蛋卖了多少钱，啥时候粮食能够吃……聊着聊着，夜就不知不觉地深了。孩子们困乏得不行早就回去睡觉了。剩下几个大人还咕哝咕哝地小声说着话。

筵终人散，大约就到了子夜时分。祖父叫哥哥和我去烧纸，在院子门口，他艰难地跪了下去，用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圆，留了缺口，然后就点着了烧纸。扶着祖父颤颤巍巍站起来，他仰天长叹一声:

“年，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