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命不好，没有亲生的儿女，父亲是他从甘肃下来逃荒讨饭的人怀里用二斤面换来的。我的姑妈也是甘肃人，其实是我父亲姑妈家的女儿，也是苦难时候逃荒下来的。她和我父亲是表姐妹的关系。就这样，祖父也把她认作女儿，她也把我家当作她的娘家。我自然就把她称作姑妈了。

记得小时候，每年大年初二，哥哥和我都要装上几个白蒸馍，或者包子，或者油饼、麻花、油条之类，翻过一条大深沟去看望姑妈。每次去，一呆就是半个月，真有些“乐不思蜀”。姑妈家的村子是一个仅有几十口人的小村。村子中央长着一棵古老的大槐树，粗粗的树枝上，挂着一口锈迹斑斑的大铁钟，钟上刻满密密麻麻的文字。离树不远的开阔处，是一个多半人高、三面围着土墙的戏台子。然而，就是这个小村子，却给我带来了无限乐趣。

夜幕终于降临了，我们表兄弟六七个早早吃过晚饭，就高高兴兴地去看戏。黑黑蒙蒙的夜色烘托出了一片亮晃晃、空荡荡的舞台。台下早已人影绰绰，熙熙攘攘，人们走动着，拥挤着，喊着，叫着，笑着，说着，急切盼着开场。一些淘气的孩子迫不及待，爬上土台子，跑过来，窜过去，时不时撅着屁股，撩起幕布往里看。忽然，大幕徐徐拉开了。秦腔《杀庙》开始了。姑母的邻居老田男扮女装，拖儿携女，急煎煎出场了，一步一顿，那女声女气刚一开腔，台下就哗哗哗地响起了掌声，有人还吹起了尖利的口哨。台上，唱得如泣如诉；台下，看得如痴如醉。群众是爱憎分明的，也是疾恶如仇的，他们的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有人竟然无所顾忌，高声大骂起来。一切都怪狗日的陈世美那家伙，真不是人！你看那秦香莲母子多可怜啊！韩琦风风火火上场了。仔细一看，原来姑父是扮演者。只见他威风凛凛，怒不可遏、怒发冲冠的样子，嘴里呀呀呀地喊着，冲了上去，又退了下来；举起了剑，又放下了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舞台上转圈圈。不杀她们，有辱君命；杀了她们，有丧天良。可以看得出，他的内心世界是多么矛盾！忽然，他大喊一声，犹如霹雳雷霆，拔下佩剑，只见寒光一闪，就朝自己的脖子抹去。咚的一声，韩琦就直直地倒下了。掌声春雷似的在大年正月的夜里响起来了。台下骚动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伸长脖子往台子上看。大幕缓缓合上了。我和哥哥心里有些着急，连忙挤出人群，向后台跑去。啊，姑父还好端端地活着，他正在和几个人有说有笑。

事后，我曾经问起姑父，你怎么演得那么像啊？他说，戏演人生，戏演社会。演员要演什么像什么。当时，他的话意味深长，我年龄小，并没有多少理解。现在想起来，果真是那样，从古到今，人世上的“陈世美”的确太多了。那时姑父真的是把一个大义凛然、疾恶如仇、视死如归的韩琦声情并茂地演活了。

有一年的正月里，姑妈家的村子里耍社火，有跑旱船、踩高跷、秧歌队等。我们表兄弟们整天跟在后面看热闹。那时“四人帮”刚被打倒，全国上下大快人心。姑父带着一伙人想象着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节目：用纸糊了一个活灵活现的黑毛驴，让邻居的老田骑着毛驴，男扮女装成江青，穿着黑礼服，围着白毛巾，竟然叼着长长的烟斗，戴着一顶七品芝麻官的官帽，大摇大摆，趾高气扬，妖里妖气；然后，姑父和另外两个人分别扮演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穿着不同的衣服，画着不同的脸谱；王洪文在前面颐指气使地牵着驴；张春桥像古戏里的公公似的，在旁边怀抱着笏板，拿着扇子，边走边摇；姚文元拿着鞭子，在后边踉踉跄跄，跑得满头大汗。那小毛驴走着走着，就不走了，用鞭子一赶，竟然尥起了蹶子，还昂昂昂地大叫起来，真有点不可一世的样子。我们一群小孩子跟在后边直笑得前俯后仰，害肚子疼。那个节目从开始创作，我一直跟前跟后看，姑父他们一群人，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不论是构思、扮相，还是表演，都非常滑稽，非常搞笑，夸张地活化了“四人帮”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的跳梁小丑形象。

那时，姑父是村里的干部，也经管着村里的代销点和药铺。正月里，他四处跑着联系群众唱戏、耍社火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家里的家务活。所以，我们表兄弟们也时不时帮着姑母姑父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当时，大表哥刚刚结婚不久，哥哥、我和二表哥就一直睡在村外的饲养室里，天天伺候着一头红红的大犍牛，喂草、挑水、垫圈。有时，我们拿着铁刷子给大犍牛挠痒痒；有时，也趁着风和日暖铡几担麦草。然而，对我来说，最好不过的是坐在饲养室热烘烘的土炕上，独自一人，吃着甘甜的柿子，静悄悄，如痴如醉地阅读着《封神演义》、《西游记》等长篇神话小说了。大表哥爱看书，他自己掏钱买了许多书。这些书我听过，从来没有见过；那时一见如故，爱不释手。那个正月里，除了看戏，看社火，我的腋下都夹着书，走到哪，就读到哪。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读完了《封神演义》和《西游记》。

不知不觉间，春节就要结束了。正月十五下午回家的时候，我和哥哥总有些依依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