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在成都医学院，占支配地位的造反派组织是红色成都的一部分人。学院有一个附属于它的精神病医院。从红色成都司令部传出话来说，精神病医院可以接收我父亲。燕和勇都非常有同情心，但是，他们必须得说服他们的同志。

　　人道主义的关怀被毛泽东谴责为“资产阶级的虚伪，”因为人道主义关怀说的不是对待“阶级敌人”要残酷无情。要治疗我父亲，燕和勇必须得拿出一个政治上的理由。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他正遭婷夫妇迫害，他可以提供打击他们的弹药，也许甚至可以帮助把他们干倒。这个，更进一步地，会导致8月26倒台。

　　还有另一个原因。毛主席曾经说过，新的革命委员会除了包括造反派和军队的成员之外，还必须得包括“革命官员。”红色成都和8月26都在努力寻找官员在四川革命委员会中来代表他们。除此之外，造反派们开始发现政治该有多么地复杂，要搞管理实际上任务是多么地艰巨。他们需要能干的政治家来做顾问。红色成都认为我父亲是理想的候选人，所以批准了他治疗。

　　红色成都知道，我父亲被指控说了亵渎毛主席和文革的话，并且毛夫人已经谴责了他。但是，这些说法只是他的敌人在大字报上说的。在大字报上，事实和谎话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可以不理睬这些说法。

　　我父亲被四川医学院精神病院接收住院了。精神病院在成都郊区，医院四周都是稻田。竹叶在砖墙和铁门上摇曳。第二道门把长满绿色青苔的院落分割，---进入医生和护士的居住区。在院落的最里边，一段由红色砂石台阶铺就的小径通向一座两层楼房，楼房没有窗户，楼房两侧是坚固的高强，台阶小径是唯一的进入里面的通道，里面是---精神病房。

　　来接我父亲的两名男护士穿着普通的衣服，他们告诉他，他们要带他去另一个批斗会。当他们到达医院的时候，我父亲挣扎着要逃跑。他们拖着他上楼，把他拖进一个又小又空的房间。他们关上了门，这样，我们就不能看到他们给他穿约束衣了。看到他被这样粗暴地处理，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知道，这是为了他好。

　　精神病科医生苏医生三十多岁，长着一张温和的脸，举止也很专业。他告诉我母亲说，在他作出诊断之前，他要先花一周时间观察我父亲。周末的时候，他做出了结论：精神分裂症。我父亲得接受电击治疗和注射胰岛素，为了治疗，必须得把他绑在床上，几天之后，他神志开始恢复正常。眼睛里含着眼泪，她央求我母亲请医生换一种治疗方法。“那么疼”他的嗓子哑了。“比死还难受。”但是，苏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

　　下一次我再看到我父亲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在和我母亲，和燕和勇聊天，他们都在笑着。我父亲甚至在大声笑。他又好了，我只得装着去卫生间，去擦掉我的眼泪。

　　有红色成都的命令，我父亲享受着专门为他做的饭菜，还有一个全职的护士专门护理他。燕和勇经常来看他，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我父亲部里的员工，他们都是同情他的员工，他们是被邵夫人那帮人强迫才去参加批斗会的。我父亲特别喜欢燕和勇，尽管他可能是一个不善观察的人，他也意识到，他们在相爱，他还风趣地逗他们玩。我能够看出，他们非常享受这样儿的快乐。最终，我觉得，噩梦结束了；现在，我父亲好了，我们可以一起面对任何灾难了。

　　治疗大约持续了四十天，到六月中旬的时候，我父亲恢复到了正常状态。他出院了，他和我母亲被带到成都大学。在一座小的独立院落里，他们得到一套住房。学生警卫守在小院的门口。为了安全，造反派给我父亲起了一个化名，并且告诉他，白天的时候，他是不能走出院子的。我母亲从一个特别的厨房为他打饭。燕和勇每天都来看他，红色成都的领袖也都来看他，他们对他都非常客气。

　　我也经常到那去看我父母。我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在坑洼的乡村路上要骑上一个小时。我父亲似乎很平静。他会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是多么多么地感激这些学生，是他们使他能够接受治疗。

　　天黑了的时候，我们才被允许出去。我们在小院里散步，我们不受打扰，走得很远。离开一段距离，有几名警卫在跟着我们。我们沿着的小路溜达，小路两侧是茉莉花篱。拳头大的花朵在夏日的微风里散发着浓郁的芳香，这就像一个静谧的梦，与恐怖和暴力离得那么远，那么远。我知道，这是我父亲的监狱，但是，我希望他永远都不要出来。

　　1967年夏天，造反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升级为小规模的国内战争。造反派之间的对抗要远大于他们对走资派的愤怒，因为，他们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殊死搏斗。康生，毛泽东的情报长官，毛夫人，和他们领导的文革领导小组把派性斗争称作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斗争的延伸，”---也不管哪派是哪派，从而煽动起更大的仇恨。文革领导小组命令军队“武装造反派以自卫，”却没有告诉他们该支持哪个派别。不可避免地，不同的部队根据他们的喜好武装了不同的派别。

　　武装部队也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动乱，因为林彪忙着试图清洗他的反对者，用他自己的人替换他们。最终，毛泽东意识到，军队不稳定，他是承受不起的，他勒住了林彪。然而，在造反派之间的派别斗争问题上，他表现出两种心态。一方面，他要让各派别团结起来，这样，他个人的权力结构就可以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他似乎没有办法抑制他对战斗的热爱：当血腥的战争遍布全国的时候，他说，“让年轻人练习使用武器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

　　在四川，战斗格外猛烈，部分是因为，四川是中国军事工业的中心。因此，装甲车，火炮被双方从从生产线，从仓库里弄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婷夫妇，他们在着手消灭他们的反对者。在宜宾，野蛮的战斗使用了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机关枪。在宜宾城一处就死了一百多人。最终，红色成都被迫放弃这座城市。

　　很多人都去了附近的城市泸州。泸州被红色成都占领着。婷夫妇派5000多8月26的成员去进攻这座城市，最终，他们拿下了这座城市，他们杀了近三百人，还有更多的人受伤。

　　在成都，战斗是零星进行的，只有那些最狂热的人参加了战斗。尽管如此，我看到一万人的游行队伍，他们抬着在战斗中被杀的人的尸体，尸体上浸满了鲜血，人们走在街上，用步枪鸣枪致哀。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红色成都对我父亲提出了三项要求：宣布他支持他们；告诉他们关于婷夫妇的事情；做他们的顾问，并且最终要在革命委员会中代表他们。

　　他拒绝了。他说，他不能支持一个组织反对另一个组织。因为，那样会使形势进一步恶化，会弄出更多的仇恨来。他还说，他不能在四川革命委员会中代表一个派别---确实如此，他根本就没有进入四川革命委员会的欲望。

　　最终，友好的氛围变得丑陋起来。红色成都的头头们分裂成不同的派别。有一帮人说，他们从来没有遇上过任何这样的人，这么顽固，这么执拗，令人难以置信。我父亲被迫害，已经滨于死亡的边缘，然而，他还是拒绝让另外一些人为他复仇。他不敢反对那些救了他命的强大的造反派。他拒绝了他们的美意：为他平反，让他重新掌权。一些人恼羞成怒，喊道：“好好揍他一顿，我们至少得打断他几根骨头，好好地教训他一顿”

　　但是燕和勇，还有其他几个人替他说话。“他这样的人很少见”，勇说。“惩罚他是不对的。就是把他打死，他也不会弯腰的。折磨他会让我们自取其辱。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

　　即使有挨打的威胁，有他对这些造反派的感激，他也不能违背他的原则。1967年9月末的一天夜里，一辆小汽车把他和我母亲拉到了家里。燕和勇不能再保护他了。他们陪伴我父母回到家里，跟他们说了再见。

　　我父母立马儿就落入了婷夫妇和邵夫人那伙人的手里。婷夫妇说得很清楚，部里员工对待我父亲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未来。邵夫人得到承诺，要是我父亲被“彻底粉碎，”她将在即将成立的四川革命委员会中得到与我父亲同等的职位。那些对我父亲表示同情的人都在自责。

　　一天，邵夫人那伙人中的两个人来到我们的公寓把我父亲带走，带到一个“会议”上去。之后，他们返回来，告诉我和我的兄弟去他的部里把他接回来。

　　我父亲靠在部里的院墙上。他靠的姿势表明，他一直在试图站起来。他的脸，青一块紫一块地，肿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头被推去了一半头发，显然是以非常粗暴的手段强行推掉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批斗会，他一进入办公楼，就马上被拽进一个小房间，在那里，六个大块头的陌生人对他发起进攻。他们对准他的下身拳打脚踢，特别打他的生殖器部位。他们往他的嘴和鼻子里灌凉水，然后用脚踩他的肚子。水，血，和排泄物被压了出来。我父亲昏了过去。

　　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流氓们已经消失了。我父亲感到口渴得要命。他拖着沉重的身子爬出房间，从院子的水洼里用手捧水喝。他试图站起来，但是，却不能站住脚。邵夫人那伙人的成员就站在院子里，但是，没有人肯动动手指帮助他。

　　流氓来自重庆的8月26派别。重庆距成都大约150英里。那里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战斗双方使用了重炮，炮弹横跨长江上空飞行。8月26被驱赶出这座城市，很多成员逃到了成都，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住宿在我们的大院里。他们感到受挫，感到烦闷不安，他们对邵夫人那伙人说，他们的拳头痒痒了，他们要结束食素的生活，要尝尝血和肉食。我父亲就被提供给了他们。

　　那天夜里，我父亲，他以前挨打后从没呻吟过，这次，因为疼痛叫出了声来。第二天早晨，我的十四岁的弟弟金明，大院厨房刚一开门，就跑到那里借了一辆手推车，把我父亲送到了医院。小黑，当时十三岁，跑出去买了一把理发推子，把我父亲头上被推了一半剩下来的一半头发推掉。当他在镜子里看见他的光头时，他苦笑着自我解嘲。“这样好，我不用非得担心下次我去批斗会我的头发被揪了。”

　　我们把我父亲放在手推车上，拉着他去了附近的整形外科医院。这次，我们不需要授权让人来看着他，因为他的病和大脑没有关系。精神疾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骨头却没有思想的色彩。那位医生让人感到温暖。当我看见他那么小心的触碰我父亲，一块东西在我的喉管里升起。我看到过那么多推搡，那么多耳光，那么多暴打，却很少看到温存。

　　医生说，我父亲的两根肋骨断了，但是，他不能住院，住院需要授权。除此之外，有太多重伤号需要医院接收住院。医院里挤满了病人，他们是在批斗会和派别武斗中受伤的。我看见一个年轻人躺在担架上，他的脑袋有三分之一都没了。陪伴他的人告诉我们，一颗手榴弹打在了他的脑袋上。

　　我母亲再一次去拜访陈茂，请求他跟婷夫妇说句话，停止打我父亲。几天之后，陈告诉我母亲，婷夫妇愿意“饶恕”我父亲，要是他写一张大字报，高唱赞歌，说，刘洁婷和张希婷是“好官。”他强调说，他们新近又得到了文革领导小组的完全的，明确的支持，并且，周恩来已经特别强调说，他认为婷夫妇是“好官。”继续反对他们，陈对我母亲说，无异于“以卵击石。”当我母亲对我父亲说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一点好事可说。”“但是，”她满含热泪，哀求他说，“这不是为了找回你的工作，或者，甚至不是为了平反，这是为了保住你的命！与一条命相比，一张大字报算得了什么？”“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我父亲回答说。(待续)

　　是jungchang用英文写的书，书名《野天鹅》。书里写了我姥姥、我母亲和我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我翻译时用了书的副标题《三个女人》。jungchang是高干子女，参加过文革串联，做过知青，73年---78年在四川大学英语系读书，78年----82年在英国求学，82年获得英语博士学位，她因撰写毛泽东传记而在国外非常有名，《野天鹅》讲的是她家族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书中有很多老照片可做佐证。谢谢朋友光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