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从市场里买菜回来，我就把找来的零钱——一元、五角、一角都放进桌子上那只文具盒里。装满了，就卷封起来。

　　这只文具盒是儿子考进市重点中学的时候我们买给他的，现在儿子已经是大学也快毕业了，算起来有六、七年了。除了颜色有点褪了，外表一点也没破损，仿鳄鱼皮的面非常美观，里面还有一面小镜子。文具盒从买来那天起，儿子是一次也没有用过。他不屑地说：“你们真是老土啊，你看到读高中的有背书包的吗？我的手机都没地方放呢，还弄个文具盒来。”

　　说来也是，学生一旦升入初中，就很少有背书包的了，很多人宁愿拎一只塑料袋，超市买东西拎回来的袋子。可读小学就不一样了，小学生一入学，就有父母陪着去超市里挑书包。那书包现在是越做越离谱，精致得像艺术品，功能齐全得像旅行包，大包里外有小包，可以放食品，可以插茶杯，沉重得快赶上一个小学生的体重了。两根背带往两旁肩膀上一背，样子有点像嫁到村里来的云南嫂子背小娃娃。儿子读了六年小学，十二个学期至少换了十二只书包。

　　这在我们小时候是根本不能想像的。我小学的前三年用的是一只花书包，那还是我的姐姐让给我的。她说，她读初中了，用不着书包了。因为是姑娘家用的书包，所以用的是花布料。两片长方形布料，捣了边，三面缝起来，翻个面，再缝上一根带子就成了书包，很像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枕头。

　　背个花书包虽然有点难为情，总比那些没有书包的同学强。但有更强的，那是农科所里“工作同志”的女儿，穿着也比较光鲜，所以与大家也合不起来。女同学们骂她叫“上海婆”，她就回击骂“乡下婆”。“上海婆”的书包就是不一样，是长方体的那种，还有一个翻盖，可以用扣子扣起来。她还有个文具盒，一到教室就从书包掏出来，铅笔、刨子在里面悉悉索索一阵响，让全班的眼球都往她那转。

　　“我也要文具盒。”我终于回家提出了要求。

　　父母兄姐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那种神态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仿佛我提出来的是“我要月亮”、“我要星星”之类的要求。“文具？啥文具？”母亲问。“是不是就是那支铅笔？”

　　“还有橡皮也是。”我说。除此之外确实没有其他“文具”了。我记得那个铅笔刨要一毛多，小刀是六分。我的铅笔是回家用菜刀削的。

　　谁知道，没过多久，我终于得到了一只文具盒。

　　文革之初，姐姐就读的学校的红卫兵开始“大串联”了，他们没有带牙刷毛巾，没有带钞票粮票，就出发了。将近一个月，姐姐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只黄挎包、一只搪瓷杯和一只文具盒。

　　父母亲也奇怪起来，简直就像变戏法似的。姐姐说：“我们一路北上，坐火车不要钱，吃食堂不要粮票，‘接待站’里还有牙刷牙膏……挎包是在南京‘买’的，“文具盒”是在上海‘买’的。他们知道我们是红卫兵，就没有收我们的钱。搪瓷杯是‘接待站’里用过了忘记还回去。”末了，姐姐又说：“可很多时候还是要走路的，要饿肚子的。串联的人太多了，火车和公共汽车都挤不上去，食堂也不太找得到。”

　　我们感觉得到，她其实是吃了不少苦的。尽管那文具盒没有花过钱，但我还是非常珍惜，如果不是“红卫兵”的“头衔”，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得到啊？它们其实比荣誉品还“荣誉”。黄挎包上的五角星，搪瓷杯的“为人民服务”字样，是哥那个时期的特殊标记。我打量着那只文具盒，也非常精致，盖子上画着天安门和红旗的海洋，底的背面是乘法口诀表，盖子的背面印着一段毛主席语录。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毛主席的那段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那文具盒是铁皮制的，没用多久，就凹凹凸凸的，外皮的漆慢慢地剥落了。没有了漆的地方，就开始生锈了。尽管这铁皮文具盒的寿命不长，没有用到初中就进了垃圾箱，但它在我脑海中的记忆至今没有生锈，毕竟它是我生平得到的第一，装满亲情，也装着那个时代心中最红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