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自打97年从三好街办公旧址搬到帅府红楼群已整整十七年了。对大多数人而言，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能在帅府院里工作毕竟还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情；而于我，则更具有其特殊意义，因为我从小至今有着三进帅府的经历，38年的工作生涯，竟然有27年是在帅府红楼群中度过的。

　　说起被学界夸誉为半部民国史的沈阳张氏帅府，世人多不陌生，特别是那些专门从事民国史，或是专门研究张作霖、张学良、帅府的学者、工作者、爱好者们，早已把帅府从里到外，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了。可我要说的偏偏不是学者们研究的发生在当年的大事、要事或国事，偏偏不是那些媒体喜欢关注的发生在院子里的往事、家事或轶事，偏偏不是帅府的今也不是帅府的昔。我要说的是帅府的不今不昔，说的是六十年代的帅府，说的是六十年代帅府在我记忆里留下的那星星点点人们不愿理会的零零碎碎，因为也只有六十年代的帅府才给了像我这样为数不多的幸运者一点点知情权和发言权。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爸爸由当时的省文化局派到省图书馆任副馆长，使我家有机会在帅府的那座颇具标志性的大青楼住过几年。当时无感于那楼多么的与众不同，也不觉得住着有什么好处，就是个三层大青楼，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挂上“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头衔，也就自然没有引得海内外无数游客趋之若鹜、摩肩擦踵的瞻仰参观。可现在回想起来，儿时那段稚嫩的经历应该是我这一生都感觉无比荣幸、值得回首的事情，因为那里当年曾是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名垂千古的抗日将军张学良办公的地方。除了当年张家的人，解放后又能有几多人家可以在那里寝处游息呢？

　　那时的帅府并不像现在这样已经把整个建筑群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重点保护并被统称为“张氏帅府”。当时的那个建筑群是由政府分给几个单位使用着，门牌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代管房产”字样，说明这房产还是张家的，只是由房产局代为管理。我记得当时院子里红楼群的最后那排是辽宁省作家协会，当时的作协主席是东北著名作家马加。院中的四合院是省档案馆和省图书馆的线装书库房，严严实实，颇有深不可测的感觉，印象中从没进去过，只是有一次在墙外爬到树上往院子里张望过。其余的那五栋红楼和大青楼属于辽宁省图书馆，红楼群主要是读者服务及典藏区，大青楼一楼二楼办公，三楼由职工居住。

　　那时同在大青楼三楼居住的有六七户人家，能想起来的有当年曾赴苏联留学、八十年代初任省图书馆馆长的赵琦。赵姨后来经常愿意给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讲她当年经历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是1957年11月17日，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接到通知统一集中到莫斯科大学，在那里，她们受到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后来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段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那次毛主席接见留学生时讲的。

　　由于三楼四周都是住户，中间是楼梯，感觉走廊里总是黑洞洞的。那时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安全责任和意识，几家共用的厨房也在走廊里，使用的都是嘎斯气。我能留下印象的就是我当时很喜欢每家炉台上火柴盒上的火花图案，比后来通行了多少年的建平火柴那单调拘泥的图案要讨人喜欢得多。光喜欢图案还不要紧，有时看看四下里没人，不论是谁家的火柴，我经常会从中抽出一根，刺啦一声划着，再将火柴盒里有火药的那头引燃，“噗”的一声，一团火焰霎时间升腾了起来，我再一口把它吹灭，享受着瞬间的开心。几天后，有两家的叔叔看到我，笑着问：“假丫头（妈妈当时喜欢女孩，我一直是女孩装束），是你把我家火柴点着了吧？”他们都知道，我家兄弟三人只有这假丫头最淘气。“不是我！”说完转身就跑了。嘴上硬着，但以后却再也不敢点人家火柴了。

　　三楼通往楼顶有一小门，我只和别的孩子上去过一次，虽然很安全，四周都有一米多高的类似女儿墙样的粗粗水泥围栏，但仍会感到身居高处的恐惧。那时沈阳没有几座高楼，也远不及现在这样大的规模，无边无际的。站在三楼顶，往远看，大半个沈阳城都在眼底了。调皮的我，下楼玩时很少走楼梯，多是骑伏在包着紫红油漆的楼梯护栏扶手上一层层滑下去，从三楼滑到二楼，再从二楼滑到一楼，并随时用双手调整着下滑的速度，真有点坐滑车那种感觉，心中无比的惬意和自在。

　　院中有一条穿肠而过的柏油马路，自西院的南门而入，围着四合院西墙、北墙、东墙呈一个倒“几” 字状，半环绕着，在东院小青楼前直角左转，穿东门而出。周日时，有时还会看到住在小青楼的马加叔叔穿着呢子大衣，领着孩子，手拎一架135相机，那样的悠然自得，边走边在院子里照着像，心中自是羡慕他家的同龄孩子。七十年代后，大青楼又变成了省文联的办公楼，西院的红楼群和四合院都划归省图书馆使用，那条倒“几” 字形的柏油马路自然也人为的出现了肠梗阻，被大青楼右前角处耸立起的一堵作为文联与省图书馆两个单位分界线的高高坚实的青砖墙拦腰斩断。这原本畅通了多少年的帅府老马路到了这里则悬崖勒马，算是走到了尽头。

　　大青楼前是一片绿树，靠右前方是两座隔路对峙、高约四五米的假山，似一对忠实的雄狮牢牢蹲守在那里；假山上山石嶙峋，绿草蓬蓬，路阶与石凳鳞次栉比，时常有人在那里休闲赏景，更成了孩子们藏猫猫、你追我赶的好去处。现在的那里已经面目皆非，改成了一座顶部连在一起的假山，下半部开出一个门洞，好似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威虎厅门前的感觉。大青楼左前角十几米处是一片空地，记得当年很多年轻人和孩子们挖宝一样拿着铁锹在那里挖了方圆十几米的大坑，还真的挖出一些像战刀、子弹、铜铝制器皿等当年遗弃掉的东西。

　　在大青楼一楼外廊前的廊檐下曾有几十延长米下垂着的一组组浮雕，一串串熟透了的挂着枝叶的葡萄、苹果、桃子等，栩栩如生地装饰着一根根承重柱顶支下那宽宽的廊檐。遗憾的是，亲眼所见，那些美好的浮雕文革时被那里嗅觉敏锐的革命造反团干部确认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拿着红杆消防用钩枪不遗余力的一通钩铲，竟落得个一干二净，帮助那无知的廊檐与那些形形色色的浮雕划清了界限，赤条条进入了“革命”队伍。

　　东西两院，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品目繁多的绿树，榆树、槐树、梧桐、垂柳、丁香、忍冬、油松、柏树、蔷薇，还有些我叫不出名的植物，一株株、一丛丛，真的是绿树掩映、繁花似锦。每到春夏之时，最吸引孩子们的自是老榆树上那大串大串厚厚嫩嫩的榆树钱，孩子们时常爬上去，一把把撸着，一撮撮往嘴里放着、嚼着，甜甜的，一会功夫就吃了个半饱，也不用担心得病，因为没有污染。最迷人的要数紫丁香树，大的总有十几棵，花开时紫白色的丁香花团儿像沉甸甸熟透了的红高粱穗子，满院子弥散着香气，袭人心肺，惹得那些禁不住诱惑的人们，总想偷摸着折几支回家插在瓶里，慢慢独享那不可多得的香与美。数量最多的还是观赏桃，红楼群的主楼和二号楼之间的连接走廊两侧都是这种树，像两片小树林；树皮油亮光滑，接近桦树皮的品质，不同的是它呈暗红色，夏天经常流淌出晶莹剔透的树胶，孩子们会把那树胶摘下来在手里捏来团去，像现在玩橡皮泥一样；到秋天，那果实落了一地，虽不能吃，院子里的人们把它捡回家，剥掉皮，小巧玲珑的桃核满身鬼斧神工般核桃纹理，晾干了，用扁形锥在中间钻上眼，就可以串成古色古香的门帘子。可惜那小片桃林不知何年何月被锯掉了，也不知何年何月又铺上了水泥光板路面，成为了现如今的内部停车场。还有前些年已被园林部门认定并挂牌的几棵名树：垂着一绺绺像豇豆样的大株的法国梧桐，已有90年树龄、高约18米的老加杨（大叶杨），挂着满树一尺多长“大扁豆”的百年老洋槐等，似乎都在用那圈圈的年轮和布满深深皱纹的粗粗皮肤记录着、见证着那时的风和雨、那里的人和事。

　　帅府西院那七座红楼，除前院东西两楼外，其余五座是相连的。主楼（一号楼）与后面的二号楼中间用一木制长廊连接，即便是阴雨连天，亦或是大雪封门，这几座楼之间也是畅行无阻的。可惜后来因工作需要，那连接前后楼的木质长廊被整体移至三号楼窗外的空场改做了自行车棚，再后来又移至南门西侧收发室窗外，仍延续着自行车棚的光荣使命。

　　2013年时，院里靠在三号楼东墙外的那棵百年老洋槐，或许是年老气衰、脚下无力，或许是树冠太大、头重脚轻，或许是地下看不见摸不着的什么原因，突然向东北角倾轧了过去，偌大的树冠实实在在的扑在了北楼二楼的阳台上。幸运的是，那老洋槐心有良知，倒下去时竟像对恩爱有加的耄耋老伴儿拥吻那样温温柔柔，虽折了自身几根枝杈，但却保得那已身为“国保”的红砖古楼毫发未伤；然而，尽管倒得温温柔柔，但毕竟也是老迈年高，脚下主根已断，元气大伤，赖得上百年厚积的功力，养得那万千的支脉须根，蜿蜒错杂着，深深扎在地脉高低之间，仍不断吮吸着来自地下的水分和营养，这又是不幸中之万幸。可叹那为红楼庇荫遮雨几十年的百年老洋槐，到了晚年，竟也是失去了往日的巍峨雄魄，真真的要斜靠在红楼的怀抱里颐养天年，走完这最后一程了。

　　在西院一进大门的主楼前院中央，原有一花坛，高出地表尺许，每到春季时那里都是满目新绿，郁郁葱葱，蒸蒸日上；夏秋时又是花团锦簇，五彩绽放，缤纷热烈，有美人蕉、芍药、步步高、夜来香、串红、蚂蚁花等。除种花外，有几年还种上了地瓜，春夏秋三季那里始终都是绿色的一片。十几年前，因解决用水问题，那花池下面修了一个蓄水池，花池也改成了水池；夏天，水池里有时栽上莲花，放养着金鱼、草鱼、鲤鱼等，还有一个小小的喷泉；游鱼戏水，荷花竟放，喷泉似帘，倒也给人一番别样的情致。

　　西部楼南侧与院墙连接处有一角门，六十年代那里是省图书馆的葡萄园。记得春夏之交的一个周日，爸爸和馆里的几名叔叔阿姨还去那里给葡萄打尖（剪枝）。放眼大片的绿色，十几架、上百棵葡萄秧，好一番田园风光，剪下的嫩葡萄蔓，放在嘴里嚼着，酸酸的感觉。到了葡萄收获的季节，大片暗绿中似画龙点睛，又似锦上添花般密密点缀着暗紫、粉红、霜绿的颜色，有玫瑰香、龙眼、马奶，每名职工家里都可以分上几斤新采摘的不同品种的葡萄。葡萄园里还放着十几口金黄色、井口粗、厚厚的仿古八角陶瓷大缸，似是帅府中原配物件；里面或养的金鱼，或养的大蜗牛，或寄生着黑黑的大水螺。文革后期，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些葡萄架和大缸都没有了。八十年代时，为了缓解职工住房困难，曾在那里建了一栋简易楼，解决了二十几户职工的住房问题，前些年市政府改造帅府周边环境，简易楼动迁拆除，现在已变成了广场。

　　“今人不识古时月，古时明月照今人”。这比喻用在这里似乎并不恰当，但也有相近之功。算起来，从我记事那个年代到现在，已历经五十余载，风风雨雨，世态炎凉，不论哪个单位来到这里，均是只许修旧如旧，绝不可改造翻新；任你时光荏苒、新老更替，老建筑的风姿依然如故，不改当年，帅府还是那时的帅府，建筑还是那时的建筑。由于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拧紧了法律这根弦，就无期限的延缓了老建筑的寿命，自然会比这人要活得久远，活得康健，活得有光有彩、有滋有味。然而，那原本世外桃园般的环境却因历久天长，几不如初，想必修旧或许也难得如旧了。

　　（康尔平于2014年12月28日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