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9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父母受到折磨（1966年12月----1967）

　　.走资派被认为是执行资本主义政策的掌握权力的官员。但是，现实当中，对于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官员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毛主席的命令，还有他的反对者的命令都是党的命令，官员们得执行所有这些命令。---尽管在执行的过程中，他们得经历曲折，甚至得绕u型的弯子。要是他们确实不喜欢某个具体的命令，他们至多也就是消极抵抗，对此，他们还得努力掩饰，让人看不出来。所以，要从具体工作的角度判断官员是不是走资派是根本不可能的。

　　很多官员都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党的规定是这样的，他们决不能把个人观点公诸于众，他们也不敢这样做。所以，不管官员个人赞同或支持什么，普通民众是不知道他们的个人观点的。

　　但是，毛泽东就是要利用普通民众这股力量，毛泽东命令普通民众进攻走资派，---当然，所谓的走资派既没有从信息中得到利益，也没有做任何独立判断的权力。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官员被作为走资派遭到攻击，完全是因为他们占据的位置。资历本身不是标准。关键因素是，一个人是不是一个相当自足的单位的领导。全国的人口都被组织进了不同的单位，那些掌握权力管着普通人的人就是他们的直接上司---单位领导。在指定这些人为攻击对象时，毛泽东明显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愤恨这盆祸水。他煽动学生进攻教师用的也是这个办法。单位领导也是共产党权力结构的链条中的重要环节，毛泽东要干掉这些环节。

　　就是因为我父母都是部里的领导，所以他们都被当做走资派批斗。这正应了中国那句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这个原因，全中国的单位领导，大的或者小的，都被作为走资派，遭到了他们下属的批斗。他们被指控执行了“资本主义的政策，”执行了“反对毛主席”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允许农村自由市场存在，提倡工人有更好的职业技能，允许相当的文学和艺术自由，鼓励体育运动竞争---现在被称作“锦标主义。”直到现在，大多数官员还不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些政策。---不管怎样，这些指示都来自党，党是由他来领导的。现在，如同晴天霹雳，他们被告知，所有这些政策都来自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每个单位，都有一些人成了积极分子。他们被称为红卫兵造反派，或者简称“造反派”。他们写大字报和口号，叫喊“打到走资派，”他们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的上司。经常地，批斗会听上去很空洞，因为，被指控的人只是说，他们一直在执行党的政策---毛主席总是教导他们要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命令，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怎么会知道有“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怎么会有其他的做法？官员们有很多支持者，一些支持者集会保护官员。他们被称作“保皇派。”口头的和身体上的战斗在他们和造反派之间爆发。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所有党的领导都要受到指控，一些好斗的人犹豫起来：要是他们进攻的人证明不是走资派，那会怎么样？除了大字报，口号，和批斗会之外，普通人不知道上面期待他们做什么。

　　所以，当我在1966年十二月回到成都的时候，我清楚地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确定的东西。

　　我父母住在家里，我父亲曾经呆过的那家诊所要求他们在十一月份离开，因为走资派被认为得回到他们的单位去挨批斗。大院的小食堂已经被关闭了，我们都得从大食堂打饭，大食堂还像往常一样运转着。每个月我父母都能照样领到工资，尽管实际情况是，党的体制已经瘫痪，他们都不去上班了。因为他们的部处理的是文化事务，所以他们在北京的上司特别受到毛泽东的仇视，并且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被清洗掉了，我父母直接处在火线之上。在大字报上，他们遭到攻击，大字报用的是标准的骂人的话，像“炮轰常守愚”和“火烧夏德鸿。”对他们的指控和对全国上下所有的公共事务部主任的指控是完全一样的。

　　我父亲的部召开会议批斗他。他们朝他吼叫。就和中国的大多数政治斗争一样，斗争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个人间的过结。指控我父亲最厉害的是那位邵夫人，她是一个部门的副头儿，她呆板，过激，自我正义，她一直怀有抱负，要去掉她头衔前面的前缀“副”字。她认为是我父亲阻挡了她的晋升，她决定要实施报复。一次，她啐了他的脸，删了他的耳光。但是，通常情况下，愤怒是有节制的。很多员工都喜欢并且尊重我父亲，他们对他并不激烈。在他的部之外，他曾经负责的一些机构，像四川日报，也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但是，那儿的员工跟他没有过结，批斗会只是走了个形式。

　　斗争我母亲，甚至根本就没有开批斗会。作为基层官员，她比我父亲照料着更多的具体单位---学校，医院，和娱乐团体。通常情况下，在她这个位置的人是要受到来自这些机构的人的批斗的。但是所有这些机构都没有动她。她一直负责解决他们的个人问题，例如住房，调动，和养老金。在先前的运动中，她尽其所能不去伤害任何人。实际上，他成功的保护了很多人。人们知道，她碰到危险了，报答她的方法就是拒绝攻击她。

　　我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姥姥给我包了“吞云”型的水饺，还用棕榈叶裹米，里面放上“八宝，”给我蒸了粽子。我母亲饶有兴致地给我讲了发生在她和我父亲身上的事。她说，他们都同意，文革之后，他们就不再当官了。他们要申请做普通公民，享受平常的家庭生活。正像我之后认识到的那样，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想，因为共产党是不允许选择退出的。但是，在当时，他们确实需要抓住点儿什么东西。

　　我父亲也说：“即使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普通公民。不被给予永久权力是一件好事。要不然的话，官员就会滥用他们的权力。”他然后向我们道歉，说他在家里一直都很专制。“你们就像歌唱的知了被寒冬闷住了声音，”他说，“你们年轻人反抗我们，反抗我们年长的这代人，这是好事。”然后，他说，一半说给我，一般说给他自己，“我认为，像我这样的官员，服从批评是没有错的---尽管会吃一点儿苦，尽管会丢脸面。”

　　这是我父母的又一个糊涂的尝试，他们试图向文革妥协。对于失去他们的特权位置的境况，他们并不愤恨，---实际上，他们把这个看成是某种积极的东西。

　　1967年到来了，突然间，文革挂上了高档。在文革初期，因为红卫兵运动，恐怖气氛已经被弄出来了。现在毛泽东转向他的主要目标：淘汰“资产阶级司令部”和现存的党的等级制度，换上他个人的权力体系。刘少奇和邓小平正式被批斗，被拘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陶铸身上。

　　一月九号，人民日报和电台宣布说，“一月风暴”已经从上海刮起，造反派已经控制了上海。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效仿他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

　　“夺权。”这在中国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短语，权力不是意味着影响政策，权力意味的是管人的执照。除了钱之外，权力还能带来特权，敬畏，和恭维，并且还带来报复别人的机会。在中国，对普通人来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安全的气阀。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高压锅，高压锅里，巨量的压缩蒸汽已经形成。这个国家没有足球比赛，没有法律体系，或者甚至没有暴力电影。对制度和它的不公正提出任何抗议都是不可能的，更不可想象发动游行示威。甚至讨论政治也是被禁止的。---在大多数的社会里，讨论政治是减压的一种重要形式。下属几乎没有机会向他的上司还嘴。但是，要是你是某个级别的上司，你就有了机会发泄你挫败的情绪。所以，当毛泽东发出号召“夺权”时，他发现，他得到了人民的大力支持，人们都想对某个人实施报复。尽管权力是危险的，但是它比无权强多了，特别是对那些从来没掌过权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现在，在普通公众看来，似乎，毛主席在说，权力就在眼前，是时候夺权了。

　　在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单位里，造反派的士气都激增起来。他们的人数也激增起来。所有类别的人---工人，教师，店员，甚至是政府工作人员都称自己是“造反派。”学习上海的榜样，他们在肢体上痛打那些现在迷失方向的“保皇派，”逼着他们成了投降者。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像我们学校的那个组织，现在已经瓦解了，因为它们是在高干的孩子之间组织起来的，现在，高干受到了攻击。一些早期的红卫兵被逮捕了，因为它们反对文革新阶段。李政委的一个儿子被造反派给打死了，他被指控信口溜出了反对毛夫人的评语。

　　我父亲部的那些人现在也成了造反派，这些人曾经是一个团伙的，就是这个团伙把我父亲带走拘留的。邵夫人除了是我父亲部造反派组织的分支领袖之外，还是所有四川政府部门造反派组织的总头。

　　造反派刚一成立就分裂成若干派别，派别之间在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单位内争权夺利。所有派别都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是“反对文化革命”的，或者是忠于旧的党的体制的。在成都，很多组织迅速联合成两个互相对抗的集团，两个集团分别由两个大学的造反派组织领头：更加好斗的8月26来自四川大学，和相对温和的“红色成都”来自成都大学。在整个四川境内，每个集团都统领着成百万的追随者。在我父亲的部，邵夫人的组织隶属于8月26，反对派的组织隶属于红色成都，反对派组织由一些更加谦和的人组成，这些人都是我父亲喜欢并且提拔的人，他们也喜欢我父亲。

　　在我们的公寓外面，在大院的院墙外，8月26和红色成都分别在树上和电线杆上装上了大喇叭。大喇叭扯着嗓门日夜彼此叫骂着对方。一天晚上，我听见，8月26聚集几百名支持者，攻击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是红色成都的堡垒。他们抓了一些工人并对他们用刑，使用的刑法包括“唱泉”（劈开头盖骨，献血从头骨喷出来），还有“风景画”（把脸砍成图案）。红色成都广播说，几个工人从楼顶上跳下来，已经成了烈士。我猜想，他们是因为忍受不了酷刑，就自我了断了。

　　造反派的一个主要的靶子就是各个单位的职业精英，不光是出名的医生，艺术家，作家，和科学家，还有工程师和享有级别的工人，甚至是模范的掏粪工（掏粪工是掏大粪的人，大粪对农民特别有用）。他们被指控，他们是被走资派提拔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同事忌恨的目标。其他的个人过结也是以革命的名义来解决的。

　　“一月风暴”在对走资派实施暴力上带了头。权力已经从党的官员手里夺了过来，人们被鼓励滥用权力。那些仇恨党的官员的人抓住机会实施报复，尽管那些在先前的迫害中受害的人不准许采取行动。在毛泽东作出新的任命之前，还有一段时间要过，因为，在现阶段，他还不知道该任命哪些人，所以，那些野心勃勃向上爬的人急着要展示他们好斗的倾向，他们希望这样可以使他们被挑选成为新的掌握权力的人。争斗的派别之间互相竞争看谁更野蛮。在恐吓，服从，和忠诚毛泽东的驱使下，众多的人沆瀣一气，希望解决个人过结，或者仅仅是释放挫败的情绪。

　　身体上的摧残最终落到了我母亲头上。摧残不是来自在我母亲手下工作的人，而主要来自刑满释放人员，他们在她的东城区的街道工厂工作---抢劫犯，强奸犯，卖药的，和拉皮条的。他们不像“政治犯，”他们是文化革命的得益者，这些普通的犯人被怂恿进攻被指定的受害人。他们和我母亲之间没有个人过结，但是，她曾经是东城区的顶层领导之一，这就足够了。

　　在批斗她的大会上，这些刑满释放人员特别活跃。一天，她回到家里，她的脸因为疼痛而扭曲着。她被命令跪在碎玻璃渣上。我姥姥花了整晚上的时间用镊子和针从她的膝盖上弄出碎玻璃渣。第二天，他给我母亲做了一副膝盖垫，她还给她做了一条护腰，因为腰是相当脆弱的人体部位，也是攻击者瞄准要打击的部位。

　　有几次，我母亲被游街，她头上带着尖帽子，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她的名字，名字上打了叉，这表示她受羞辱，表示她死到临头。每走几步，她和她的同事就被强迫跪下来向人群磕头。小孩子们就会讥笑她。一些孩子就会喊，他们磕头的声音不够大，让他们再磕一次。我母亲和她的同事就得在石铺的道路上用前额磕出很大的声音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