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呆了一年，北京人给我的印象可以概括为六个字：能侃、能吹、能装，这也许有点苛刻、片面，但却是我的真实感受。

　　先说侃，北京人都能唠，当然我指的是北京土著。随便一句什么，到北京人嘴里，都能扯出一车话。天上地下，中国外国的，扯得云苫雾罩，就是一句也不挂边。比如有一次我骑车去恭王府，虽然以前去过，但走到地安门大街，却忘记了应该从哪个胡同进了，于是就顺便向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打听，那人一听我口音，立刻非常肯定又非常得意地说：“外地人。要去恭王府哇，你算问着啦，我就是在那院长大的。那附近还有郭沫若故居，可以去看看，那原来是恭王府养马的地方，以前这还有．．．．．．”。一句话，足足引出他十多分钟的话，要不是已经到了，还说不定扯出什么来呢。你说他们热情吧，也未见。如果你没骑车，提着包，一看就是临时到这旅游办事什么的，要问路，十有八九对方连嘴都懒得张，随便把手一指，“前边”或“那边”，牛得很。但看你骑着车，或坐着车，他可能估计你就是外地人，也是在这工作，至少在这学习什么的，就比对纯粹的外地人热情一点。就连给北大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几乎每次上课前，都要给挤挤嚷嚷的听课人讲几句，要大家不要早进教室，不要拥挤之类的。

　　再说吹，北京由于是几朝古都，天子脚下，官多，尤其大官多，虽然并不是人人都是天子，大多数也都不是官，但见过的大官多，所以人人都滋生出一种优越感，仿佛任何一个外地人都是化外异民，于是，常常得吹就吹。

　　一次，我陪一老乡去做衣服，随便走进一缝衣铺，老板兼缝出来，一听我们都是东北口音，就开唠：“您是东北人吧，您做衣服到这来就对啦，我这净给中央领导做衣服，您瞧”，他随便指件衣服，“这件是给乔石做的”，可能是怕我们问为啥还没来取，就又补充一句：“没合身儿”。我那位哥们儿起身就走，那老板一看，急了：“您怎么走啦？”我那哥们儿毫不客气地说：“你给乔石做衣服都没合身儿，给我做还能好得了？”然后，补充一句：“你少跟我吹乎乎的，我在这住快十年啦，知道你们那一套”。于是，拉着我坚决走了。

　　再说说装，其实普通北京市民的收入并不高，也不是人人都能过上优哉优哉的闲散生活，但你到黄城根儿，什刹海那一带看看，随便什么时候，一群一群的远没到退休年龄的人，不是在钓鱼，就是遛鸟，再就是做在石凳上闲泡，好象人人都是闲得要死的八旗子弟，其实大多数都是下岗待业的。都是所谓“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的那种。可走遍北京的大街小巷，你看卖菜的，送水的，卖水果，送蜂窝煤的，十有八九是外地民工，当地人都不做这“下贱事”，宁可呆着，喝茶水，闲磨牙。

　　北京人没有不知道的事，你随便问他一句什么，不管知道不知道，他总是跟你乱儿乱地说半天，直到把你听糊涂了，也不耐烦了，走你的就是，他就是不能明白地承认自己不知道。有一次，作者到茅盾纪念馆参观，见虽是两重院，但房子已显破旧，参观者只有我自己，不由心中生起几分感慨。到后院，见展厅坐一中年人，坐姿十分傲岸，用目光斜视我一眼，不无嘲讽地说：“怎么，对茅盾有兴趣？”我见其出语不逊，虽心中有些不悦，但还是居实相告，自己很崇敬茅盾先生。那人似乎很满意又颇不平地点点头：“现在崇敬茅盾的人不多啦”。我估计这一定是茅盾的后代，至少是个近亲，因为其它名人纪念馆如齐白石纪念馆馆长即是齐白石的长子。于是在到前院购买纪念品时顺便问一句后院那位是什么人，售货员说是扫地的，这不由使我大吃一惊。区区一个普通勤杂工，都如此“不凡”，如果真是茅盾先生的后代又该如何表现？可见，装实在是一些北京人的顽疾。

　　应该承认，北京是首都，是全国甚至世界信息的汇集地，又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传统，见多识广应是他们的得天独厚。而且，北京历来也是全国各地人才的聚集地，古代通过科举做京官，现代那么多著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吸纳了多少外地的人才。但这些人在北京人眼中并不是真正的北京人，这些人也不把自己当成北京人，所以就形成这种生存饽论：拥有那么厚重的文化积淀，市民却出奇地浅薄，以侃侃为目的，仅此而已；北京文化的真正承传者和思想者并不是在心理上认同于北京人的“北京人”。就是说，北京人并不代表北京文化。以北大生源为例，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每年进北大的北京学生，考分要比外地低一百分左右，到毕业时，北京的好位置他们又有优先选择权，这种恶性循环何时是了？况且北大各系台柱子教授，大多数是外地籍贯的学者，对此，地道的北京人难道就不应该反思一下？什么时候，北京人能变得厚道一点，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