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在北京火车站，巨幅标语上写着欢迎“毛主席的客人。”此时已过午夜，然而，站前广场灯火辉煌，如白昼一样。探照灯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身上掠过，年轻人都戴着红袖标，经常是这样，他们之间用彼此都不能听懂的方言讲话。他们在说着，喊着，笑着，他们在争论着火车站这个大块头的冷漠的苏联式建筑。这座建筑仅有的中国元素就是两边钟楼上仿古的亭式屋顶。

　　当我困倦地蹒跚着走进探照灯光里的时候，我被这座建筑深深地打动了，被她的宏伟壮丽所打动，被她闪光的大理石释放出来的现代化气息所打动。我已经习惯看见传统的黑色木质廊柱和粗糙的砖墙。我回过头去看，一股情感的激流冲击着我，我看见了毛主席画像，就在建筑的中央，在三个金色大字“北京站”的下面，这三个大字是他的书法作品。

　　大喇叭引导我们去接待室，接待室在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在北京，就像在中国的每一个其它城市一样，管理者被委任为串联的年轻人安排食宿。大学的宿舍，中小学校，旅馆，甚至办公室都被要求腾出来提供服务。在排队等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被分配到了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一辆长途客车把我们拉到那里，我们被告知，饭菜由食堂提供。为成百万串联的年轻人服务的庞大机器的运转是由周恩来来监管的。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毛泽东是不能受这些事务搅扰的。如果没有周恩来或者和他一样的一个人，这个国家---以及和这个国家相伴随的文革---都会垮台，毛泽东让大家知道，周恩来是不能被攻击的。

　　我们是非常严肃的一伙人，我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去见毛主席。不幸的是，我们刚刚错过了他第五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我们该怎么办？娱乐活动和观光都是不行的---因为和革命无关。所以，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在校园里抄写大字报上。毛泽东曾经说过，串联的一个目的就是“交流关于文化革命的信息。”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把北京红卫兵的口号带回到成都去。

　　实际上，我们不走出去还有另一个原因：运输挤得要命，并且，大学都在郊外，距离城市中心有十英里远。而且，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我们不动是正确的，我们是刻意要这样做的。

　　呆在校园里非常不舒服。即使在今天，我仍然能够闻到楼道里厕所的味道，厕所堵得厉害，以至于，洗脸池的污水，尿，和稀便都流到了镶砖的地板上。幸好，厕所的出口有一道高坎，高坎拦住了恶臭的水流，避免臭水进犯楼道。大学的管理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没有人去做这些修理工作。但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还在使用着这个厕所：农民认为粪便不是不可触碰。当他们笨拙的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鞋子在楼道和房间里留下了味道很浓的脚印。

　　一周过去了，依然没有另一次我们能见到毛主席的集会，潜意识地，我们急着要逃离这种不舒服的等待，我们决定去上海去看“一大”会址，1921年，共产党就是在那里成立的。然后，我们再去湖南去看毛泽东的出生地，湖南在中国的中南部。

　　事实证明，朝圣旅行是一场苦难的经历：火车挤得令人难以置信。由高干子弟主宰红卫兵的时期已经结束，因为他们的父母也开始被作为走资派而遭到攻击。被压迫的“黑孩子”和“灰孩子”也开始组织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并且开始串联旅行。颜色密码开始失去意义。我记得在一辆火车上，我遇到一位非常漂亮，非常纤细的女孩，她十八岁，眼睛长得很不一般，又大又黑，还长着又长又密的睫毛。就像习惯上要做的那样，我们开始彼此询问对方是什么“家庭背景。”我很惊奇，这个可爱的女孩以一种一点儿都不发窘的姿态回答我说，她是一个“黑孩子。”并且，她似乎很自信地期待着我们“红色”的女孩子对她友好。

　　我们六个人在行为举止上都不好斗，并且，我们的座位总是热烈聊天的中心，我们这伙人中最大的那个十八岁，她特别受欢迎。大家都管她叫“圆圆，”因为她长得圆乎乎的，她总是大声地笑着，笑声是一种来自深部胸腔的歌剧咏叹调的声音。她也总是在唱歌，但是，当然了，只是唱毛主席的语录歌曲。所有歌曲都是被禁唱的，除了这些歌颂毛主席的歌曲。唱歌就像其他所有娱乐形式一样都是要受到限制的，文革十年都是这个样子。

　　自文革开始以来，这是我最高兴的一段日子，尽管我总是在担心我的父亲，尽管我被卷入串联旅行的痛苦当中。火车上的每一寸空间，甚至行李架都被挤占了。厕所挤得要命，没有人能够挤进去。只有我们去看中国圣地的决心在支持着我们。

　　有一次。我急着要解手。我被挤着坐在靠窗子的位置，因为五个人被挤在一个狭窄的供三个人的座位上。在经历了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拥挤之后，我来到厕所跟前。可是当我进去的时候，我看出，厕所根本就没法用。即使一个男孩坐在马桶上，可以把腿抬起来一会儿，即使一个女孩坐下，在她周围的其他人挤占所有可占空间的情况下能坚持一会儿，我也不能让自己当着所有这些男孩女孩的面做这件事情，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都快要哭了。恐慌加剧了憋不住的感觉，我的双腿在打颤。我决定在下一站的时候去厕所。在经历了一段似乎熬不到头的时间之后，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小站笼罩在黄昏的天色之中。车窗打开了，我爬了出去，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爬不进去了。

　　我可能是我们六个人当中最不健壮的一个。先前，每当我要爬进火车的时候，一个朋友总会从站台上往上托我，另一些朋友会从火车里面拉我。这次，尽管，有四个人从里面拉我，我却总不能把身体提得够高，让头和肘进入车里。我疯了一样地流汗，尽管天气冷得要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火车开始启动了。惊慌，我四处打量，看看有没有什么人能帮助我。我的视线落在一个很瘦，脸色很黑的男孩身上，他是悄悄溜到我身边的。但是，他的用意不是来帮我。

　　我把我的钱包放在了上衣兜里，因为我爬窗的姿势，钱包清晰可见。用两个手指，男孩把钱包夹了出来。他本来已经选择好时机抢钱包跑掉。我大哭起来，男孩停了下来，他看着我，犹豫着，然后把钱包放了回去。然后，他抓起我的右腿，把我托了起来。当火车开始加速的时候，我着陆在座位的桌子上。

　　因为这个事件，我养成了一个对青少年扒手心软的毛病。在之后的文革年月里，当经济处在混乱局面当中的时候，偷盗四处蔓延，有一次，我丢了全年的粮票。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我听说警察或者其他的“法律和秩序”的看守人打了一名扒手，我总会感到一阵剧痛。或许，那位在冬天站台上的男孩比那些虚伪的社会梁柱表现出了更多的人性。

　　这趟旅行我们一共跑了约2000英里。我处在如此疲劳的状态，我一生都从来没有这样疲劳过。我们参观了毛泽东故居，故居已经被变成了博物馆兼圣地。房子相当好，与我印象中的被剥削农民的住房相当不同，因为我曾经期盼故居的房子也是印象中的那样。在一张大幅的毛主席母亲画像的下面有说明文字，说明文字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并且，因为她的家境相当好，她经常送食物给穷人吃。所以我们伟大领袖的父母是富裕农民。但是，富裕农民是阶级敌人。为什么毛泽东的父母是英雄，而其他的阶级敌人是仇视的对象。这个问题令我如此害怕，以至于，我立马儿压制下了这种想法。

　　在十一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回到北京，首都的天气非常寒冷。北京火车站已经不再有接待办公室了，因为那地方忒小了，现在已经不能容下涌入北京的大批年轻人。一辆卡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公园，我们整夜呆在公园等着分配住宿。我们不能坐下来，因为地上覆盖着冰霜，坐下来冷得让人难以忍受。我站着打一会儿或两会儿盹儿。我不习惯北京严寒的冬天，因为是在秋天的时候从家里出来的，所以我没带任何冬衣。风彻骨的寒冷，夜似乎没有尽头，我们排起来的队伍也是一样。队伍绕湖迂回伸展，绕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湖在公园的中央，这时已经冰封了。

　　黎明来了又去，我们却还在排队。我们绝对都已经筋疲力尽了。直到黄昏降临的时候，我们才到达我们的住宿点：中央戏剧学院。我们的房间曾经是歌唱班使用的。现在，地板上有两排草垫子。没有床单或枕头。一些空军军官接见了我们。他们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照顾我们并对我们进行军事训练的。对毛主席的关怀，我们都感到非常感动。

　　对红卫兵军训是一个新开发的项目。毛泽东决定对他曾经放纵的任意的破坏行为刹车。在中央戏剧学院住宿的几百名红卫兵被空军军官编入一个“军团。”我们和他们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特别喜欢其中的两位军官。就像习惯上要做的那样，我们立马就了解了他们的家庭背景。那位军团司令曾经是来自北方的农民，而那位政委来自花园城市苏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天，他们建议带我们六个人去动物园，但是要求我们不要告诉别的人，因为他们的吉普车不能容下更多人。除此之外，他们暗示，他们不想让我们把精力花在与文革无关的活动上。因为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们谢绝了，我们说，我们要“坚持闹革命。”两位军官给我们送来几袋大苹果和皇妃水李子，在成都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大苹果，水李子，我们听说，是北京的一大特产。为报答他们的好意，我们潜入他们的卧室，拾起他们的脏衣服，然后以极大的热情为他们洗衣服。我还记着搓洗那件很大的咔叽布制服的情景。咔叽布制服在冰水里特别重，特别硬。毛泽东教导人民要向军队学习。因为他要让每个人都要像军队那样整齐划一，都要被灌输对他个人的忠诚。向军人学习是与对军人钟爱的提升相伴随的。大量的书籍，文章，歌曲，和舞蹈都表现了女孩通过洗衣服来帮助士兵。

　　我甚至洗了他们的内裤，但是，我心里没有一点儿关于性的杂念。我想，我这代的中国女孩都太被惨重的政治动乱主宰着，所以没有养成青少年关于性的感觉。但是，却不总是这样。对一些人来说，没有了父母的控制意味着有了机会做不检点的事情。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听说了我先前一个同学的事情，她十五岁，相当漂亮，她出去和一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一起旅行。在旅行的路上，她和人发生了关系，回来后，她怀孕了。她父亲揍她，邻居用谴责的眼神看她，同志用热烈的闲话说她。她上吊了，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说，她“忒羞耻了，不能活了。”没人能够挑战这种封建的羞耻的概念，这种封建的羞耻概念本来应该成为文化革命的真正的靶子。但是，这从来都不在毛泽东的关心之列，也不在红卫兵积极要摧毁的“四旧”之列。

　　文化革命还生产出一大批好战的清教徒，他们大多数是年轻妇女。另一个女孩来自我的年级，她曾经收到过一位十六岁男孩写来的情书。她写信回去，管他叫“革命的叛徒”：“当阶级敌人还在横行，当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还生活在苦难的深渊的时候，你怎么敢想这么无耻的事情。”我认识的很多女孩都感染过这样的做事风格。因为毛泽东要求女孩好战，女人气质在我那代人成长的岁月是要受到谴责的。很多女孩说话，走路，做事都试图像男人，像男人那样有攻击性，像男人那样残酷，并且，她们嘲笑那些不这样做的女孩。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什么机会来表现女人气质。一切都从穿衣服开始，我们除了被准许穿无型的蓝，灰，和绿色的裤子和上衣之外，不被准许穿任何其它类型的衣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