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学先生
先生姓齐,原名“正熙”,“悲学”是他自己后来改的名字。
那一年,我与辉打得火热。大家都十多岁年纪,正狂热地热爱着艺术。画画,摄影,目空一切,忘乎所以。一天,他告诉我要带我去见他的老师。除了在学校,我还不曾拜过什么师。自然好奇,便随他去城郊探望。走了好几里地,在村口停下,却见房门紧闭。老师不在。辉说能找到的,便兀自一路小跑一路呼喊着进到了村里。我开始打量起这所房子来。房子破旧不堪,一角已经坍塌,只有茅草屋顶耷拉着,盖住里面胡乱堆积的柴禾。房子的周围,了无邻居,显得有些孤零。
一会,辉领着一个瘦瘦小小的中年人过来。看到我,嘴角稍稍牵动了一下,便去开门。走进屋,里面的情形与屋外不相上下。乱糟糟的,且无一件象样的家什。房子的正中央有一个地炉,一把黑魆魆的茶壶架在上面,而一旁则是一些奇形怪状的地坑,象翻砂车间看到的那种。唯一能证明他画师身份的,是满墙的国画。以山水花鸟居多,有几幅是描写本地景物的。或工笔重彩,或泼墨写意,却很少用宣纸而是光板纸。
我是作陪者,跟齐先生初次见面,他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便过问什么,就一直在一旁听他们交谈。先生谈起画来兴致很高,不时竖起一根手指一划一勾,时急时缓,又干脆有力。另一只手则始终没离开香烟,不管是燃着还是灭着。
几天后,辉将齐先生带到我家。我赶紧拿出我的一些习作请他指点。那时我有点好高骛远,什么都敢尝试,却不得要领。先生一眼就看出我的毛病,喃喃地吐出一句话:小伙子,还没学会走就想跑啊?!后来辉告诉我,齐先生对他说,我的画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但要从基本功练起。并托辉带来了一套《芥子园画谱》,让我临摩。遗憾的是,我最终没能学成美术,走入艺术殿堂。这是后话。
悲学先生的行为举止十分怪异。有时象个老农一样穿着破棉袄,骑着破单车到处疯跑,有时却长袍礼帽,西装革履引路人侧目。但不管何种打扮,身边总会有一个硕大的水壶且一定是斜挎在肩上。据说他年轻时曾是县报的美术编辑,作品获得过省级画展评奖。本来考上过艺术院校,但因为出身问题没能读成。后来他辞去公职,回乡务农,却从不干农活,总是一头躲进家里研究什么“永动机”。为筹措资金,他经常远走他乡卖画挣钱,可等到达到一定数额就会立马回家继续他的研究。如此反反复复,使他的乡党都认为他是个怪人。有一次我试着问他这些传言是不是真的,没想到他很坦然的承认了:怎么啦?那神情就象我是个怪物似的。我小心翼翼的告诉他,国民党将领王维也作过这方面的研究,没成功,还被一些科学家判了死刑呢。先生很恼火:成功了我还去研究什么?我也收到过XX的信呢,屁,他说不行就不行啊。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这事。
悲学先生自号木石山人,于诗词、书画、篆刻都有涉猎。他的字多显俊秀,有君子之风;画则崇尚古朴,呈忘世情怀。他曾以古人笔意画过一册《沅江八景图》,一景一画,一画一诗,堪称上品,被海外老乡高价收藏。但他总象一个老玩童,不停地玩出新花样。1993年我要去南方,临走前去向他辞行。到他家一看,画案没有了,画也没挂了,居然是满屋子动物和人体的泥塑。有的开了裂,有的还露出骨架。也亏这位先生想得出,泥塑的骨架竟然是树枝做的,而塑像也是用的普通黄泥!但他自己却很是得意,号称要把他的伟大雕塑做到户外。
再见悲学先生已是八年以后。那天我无意中在一条小巷的画像摊前停步,猛然看见他也在一旁坐着,身体看上去比过去更加瘦弱。我叫他,他的目光有些闪烁,迟疑的站起来:你回来了?与我握着的手不太灵便,整个人都苍老了许多。我把他请到家里。饭间,先生破例喝了些酒,脸上也起了些红晕。我们谈了这别后几年各自的大致情况,从交谈中得知,我走后的第三年,他真的接到了一单户外雕塑工程,也就是那一次,他的右手骨折了,从那以后,就没有再握画笔。我问他,平常都做些什么呢?他神秘的掏出几枚铜钱:我给你占占卦吧。居然被他说得很准。他说他在研究《易经》,教了些学生。只是别人拿来挣钱,他拿来自乐。
我搬家的时候,悲学先生特意找上门来,说要为我画一幅画。我知道他已力不从心了。虽然我从未拜他为师,却还是说了许多客气话。末了,我对他说,你送我首诗吧。好啊。他拿起笔写下几行字:“骏马高飞未上空,寒情输与教谁听?生刍易饱难全志,万里征途觅知音。”问:你还记得这首诗吗?我谔然,我当然记得,二十多年前,我画一幅《奔马图》请先生题词,他写了前两句,让我续后两句。只是这么多年过去,可算是沧海桑田,在他身上该有多少刻骨铭心?却竟然在心底还留着这片字微言。那一天,我们谈得特别多,他说他今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上大学念书。并告诉我,他其所以改名悲学,是因为自己求学无门,治学无方。不然,他的人生会少走许多弯路,他的才智也会得到更大的发挥。
我脚下的土地原是先生的家园,我不知他已迁往何处?他一直未娶,以农民告老,如今已近古稀之年。他是否仍痴迷于他的各种喜好,一如从前?我忽然想,人生以兴趣、事业、生活连成一线而相得益彰,自然是幸福的,但又有多少人能遭遇和拥有?悲学先生之悲,很大程度就在于他的人生际遇。不过,追究历史的责任是毫无意义的。若我再有机会与他相见,我一定会说:先生,逝者如斯,唯愿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