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道士是谁？是那个与敦煌的漫漫尘沙生死为伴的小个子吗？是那个生前默默无闻死后骂名难泯的小人物吗？是那个不期然不经意间与敦煌藏经洞产生千丝万缕因缘的小道士吗？是那个浑然不知身后事的既狡黠又愚蠢，既固执又幼稚，既单纯又混沌的小老头吗？王道士啊王道士，是你害了敦煌还是敦煌害了你，谁人能够说清楚！一位叫余秋雨的先生试图说说活着的你和死去的你，他将那座掩埋你的道士塔毫不留情地说了个够，但真的够着你的真面目和真魂魄了吗？一位当代大散文家与早已和尘世绝缘的你分明做的是一场不大公平的对话：他咄咄逼人，你默默无言；他掷地有声，你默默无言；他恼羞成怒，你默默无言。连风沙拍叩着的白色道士塔也是一尊伫立的沉默，甚至连你身前身后的这百余年也郁郁寡欢。一百年，王道士你究意怎么了？一百年，敦煌究意怎么了？而我这个以一部《百年敦煌》令人褒贬的书生，不知道那个识字不多的王道士能否知道我的笔或别人的笔为何至今还在缠着他不放。不是不想放，而是撒不开手啊，王道士就像一个死结，把我以及更多和我一样对敦煌恋恋不舍的人们紧紧地绑缚到那段黄沙遮不住的岁月上。王道士，你干嘛捅开那本不该你捅开的藏经洞！知道吗？打开藏经洞就等于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谁是人谁是神谁是魔一下子乱套了，王道士你从此注定不得安宁了。

　　二

　　悲凉漠风一遍又一遍地揉搓着寂寞的道士塔，高枕在这里的久远的逝者多的可以无忧无撼，而惟独王道士不能，不仅不能，而且他的声名仿佛要被自己的同胞锁定成“耻辱”二字。我多次去敦煌，每一次都因为对王道士保留一份自以为值得的同情和尊重，便惹得一些学者乃至地方官员的不高兴，他们对王道士的态度只有一样：绝不宽恕。

　　后来，我的《百年敦煌》出版了，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正统的人士极为正经地声讨我对王道士的几句“美言”，弄得我赶紧翻书，一看，也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事实：王道士是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是的，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并不能被剔除在发现者之外。到底是功莫大焉，还是罪莫大焉，人们应该给王道士一个合理的说法。在我眼里，王道士的身份固然卑微，但他的人格并不卑下。我读到一些以王道士为主角的小说，十分虚拟地将王道士刻画成一个贪财贪色的酒徒恶鬼，就忍不住啊唷啊唷地替清贫一生的王道士喊冤不已。

　　王道士如果不是发现藏经洞。他一生可能不会与中国历史有任何瓜葛，他之所以与近现代的学术史和文物史有那么多纠缠不清的关系，不外乎三件事，一是不小心拨开了沙层下的洞子，藏经洞露出真容；二是与洋学者斯坦因、伯希和达成买卖交易，无价之宝远走高飞；三是将得来的银子置换成他自以为很美的雕塑和壁画，而将不合他口味的石窟壁画或雕塑遮盖或弃毁。到现在为止，余秋雨先生一句“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几乎是很多人对王道士的盖棺论定。我不否认王道士当年缺乏高远眼光的做法的确充满了罪过，他不懂文物却守着以藏经洞和窟内壁画为代表的文物天堂，他不懂他所掌握的数不胜数的哪怕是个布头纸片都有水菲的价值，他当然更加不懂斯坦因、伯希和等世界级的大师为何见到那些人类文化遗存而表现得虔诚无比，他甚至不懂他的那点不伦不类的宗教信仰在敦煌莫高窟这样的宗教圣地毫无意义。我用这么多的“不懂”来说明王道士的无知。他的确无知得一塌糊涂，但无知难道比腐朽的清王朝还要不可原谅吗？无知难道比无耻又无赖的朝廷命官还要不可原谅吗？我研究敦煌多少年，一直搞不懂，有的专家学者甚至是大学者，只揪着王道士不放，而不愿鞭挞丑恶的不清不楚的晚清朝廷，不愿睁眼细看王道士究竟活在一个怎样的年代，不愿替王道士分担一丁丁点儿的无奈和痛楚。也许有人会发问“什么什么？王道士还会痛楚什么吗？我想很多人看见过王道士穿着灰衣布袍的照片，余秋雨先生是见过的，他在那篇非常有名的散文《道士塔》中有这样的描述：“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

　　是的，王道士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国平民，更准确地说是中国饥民，他饿着肚子流落到敦煌，到了荒凉的莫高窟，他奇迹般地在这里扎下根来，并真的遇着了奇迹，他在敦煌的漫长岁月，吃过多少苦没人理念，受过多少罪无人过问，也从未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人称他什么“敦煌的儿子”或“莫高窟的守护神”，他只是一个找口饭吃的中国平民，从未指望任何人给他封官许愿，从他来到莫高窟一直到终老于斯，他都是一个没有任何名份的人，他用心里那点宗教热情支撑着全部的劳作，他没有痛楚吗？我信他有，一个平民的痛楚的深度并不是达官贵人们所能想象到的。

　　三

　　几年前，我随甘肃的一个代表团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参观考察，我们每人都带了不少介绍和宣传甘肃的资料图片，其中就有世人皆知的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就是依山势起造的九重楼，最初督建九重楼的人不是别人，正是王道士，可惜好多人并不知道，单就这个绝妙的走壁飞檐的建筑而言，王道士决不愚蠢。王道士临终之时九重楼尚未完工，但已初具规模，令人赞叹不已，一个小小的道士竟有如此眼界，也不枉为“敦煌人”！

　　认定王道士愚蠢的人，多半是因为下列原因：其一，贱卖了藏经洞的经卷；其二，从不把文物当文物，处理很不妥当；其三，迷恋唐僧，以拙劣的创意雇人彩绘“西天取经”，雕塑作品是低级；其四，观其一生，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没有管护好莫高窟。还有等等说得明说不明的原因。有没有道理呢？我想，给王道士做这样的“个人鉴定”也未尝不可。但若是就此落下“愚蠢”的评语，就蛮不公平。要说愚蠢，清王朝愚不愚蠢？放着个让世界震惊的宝藏而无动于衷的恰恰是自大自卑的摇摇欲坠的清廷！那些个搂着细腰品着茗点着烟膏的大官小吏愚不愚蠢？当王道士恭敬地递上藏经洞里发现的文物时，他们伸着懒腰像看着一个叫花子一样打量着矮小单薄的王道士摆摆手让他退了！那些老眼昏花的国学大师训诂考据的夫子们愚不愚蠢？他们哪里有斯坦因、伯希和历险精神和治学勇气？他们哪里有王道士深居大漠的一片赤忱，他们只不过是捧着一抱古书死啃一气的呆瓜罢了！这一点，也正是我和余秋雨先生共识多多的地方：我们总不能单凭一腔高涨的义愤把斯坦因、伯希和这样的伟大学者痛骂为“强盗”来解恨！遥想百年前，当藏经洞暴露在世人面前时，整个中国似乎只有属于准文盲的王道士在为之奔波，而其他人都端坐在稠得化不开的沉默里，但，余秋雨先生看得很清楚：“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家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着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看啊，中国官员哪里会想到沙漠深处的平民王道士，在外国强人蜂拥而至的时候，谁人有资格再毫不惭愧的指着王道士说：“你应该成为王斗士”！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要对王道士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道一声：“你忒不容易了”。

　　四

　　我的《百年敦煌》被某些人和某些媒体视为王道士及斯坦因、伯希和“翻案”的书，果真如此吗？在国外、北京，在上海、在深圳、在兰州，乃至在敦煌，凡是能以学术的平常心与我交流，不以权势和权威压人的人，其实都和我的看法趋于一致：王道士挨那么多的骂真冤，而斯坦因和伯希和都是敦煌学的鼻祖，否定他们，敦煌学的日子没法过。我在国内认识的一些年轻有为的敦煌学后起之秀，如今移师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担当起敦煌学研究和传播的重任，这次在美国又见到他们，他们说只有在国外才真正体验到“敦煌学在世界”的沉甸甸内涵。

　　作为一个以敦煌为母题进行研究和写作的作家，我由衷地感谢余秋雨先生对敦煌的文化思考，这种思考经过他宽阔的散文语言的洗涤和沉淀，使世人更多地将眼光追逐着敦煌的内在气息，他的《道士塔》和《莫高窟》二篇散文也许不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但却是较早产生深远影响的，尤其是《道士塔》，我在《百年敦煌》中还有过引用。也许余秋雨先生激情冷却下来之后，也会重新审视王道士的。我甚至大胆想象他绝不会再将王道士当作清王朝的替罪羊，也绝不会仅仅把“宁肯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当作一时发狠的气话。我如果借用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四个字来评说斯坦因和伯希和的事业，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但如果以此称道王道士呢？肯定会招来怒气冲冲的各种斥责：“什么什么？王道士也算‘文化苦旅’，你太瞧得起他了”吧？且听我说，第一，王道士虽没什么文化，但从事的千真万确是文化事业；第二，王道士的生活景况以过去和今天的标准来看都堪称苦甲天下，谁若以为他在莫高窟的主持生涯是什么“甜密的事业”，就把谁扔到荒漠中试试；第三，王道士虽没有什么彪炳千秋的建树，但作为藏经洞的现者，他绝对有功；第四，王道士是个不贪之人，他从未把莫高窟里的任何东西据为已有，他将各种方法得来的银子全都用在他为之倾心倾力的“文化建设”上；第五，以王道士的眼光，他是不会为青史留名而大肆“作秀”的，他是一个真实而诚实的人，看看他老实巴脚的谈判技术就知道他不是有些人说的“文化奸细”。

　　道士塔上的墓志铭依然清晰可见，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学者对它视而不见。难道仅仅因为它是歌功颂德的吗？以我之见，我们的学术界并没有把王道士当作一个“人物”去研究，而仅仅把他视为“小丑”，而“小丑”又有什么树碑立传的资格呢？写到这里，我又翻出王道士的照片看个仔细，照片上的他虽然不像墓志铭上说的那样“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但也绝非榆木疙瘩。你看他笑得多么坦然舒心，一幅“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模样，宽大得丝毫不合身的大布袍把他包裹得像个顽童，他看上去精神状态很好，身体也算结实，尤其腰杆挺直，不像那种躬腰驼背的病秧子，他能够在吃住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获得高寿，一直到一九三一年才去世，也令人称奇，用现代人的话讲，叫做“活得顺畅”。作为莫高窟历史上最有名的中国人，王道士死而无憾。无论我们今天的人们对他是骂是恨，他都不会听见，他在照片凝固下来的称得上有点灿烂、有点慈祥的笑颜仿佛在说：“记住我，或者，忘掉我！”

　　作 者：雒青之（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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