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遥望，是因为没有近缘，说没有近缘，倒不是没有机会，因为做访问

　　学者时整整听了他一年的课，要找机会，总是有的，但一因专业兴趣或自揣在学

　　养有差距，二因听说该先生生性傲岸，连亲门弟子都难以接近，更何况挂单的蹭

　　听者了，因此，一直没有近距离接触过。

　　我知道陈先生的大名，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文学评论》曾连载他与钱理群

　　黄子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人谈。以后，又陆续看了他一些文章和著作，

　　虽有专业方面差异，但也对其视野之宏阔，见地之新锐，文笔之潇洒深深地敬

　　佩。去北大之后，从开课目录得知，陈平原为研究生讲中国散文研究，上课时，

　　就早早去占座，由于前两节没课，空座几乎没有，倒不是人已坐满，而是每个座位前的桌子上，都有占座的标志，或一本书，或一本笔记本，或者就是一张纸。早就听说北大都遵守先来后到的游戏规则，所以就没硬坐，看一看无法可想，只好席地而坐，好在是夏天。

　　上课时，陈先生驾到，大家自然都行注目礼：虽然人到中年，却显得要比实

　　际年龄要年轻，南方人特点，颧骨略高，有些黑瘦，一件很普通的外衣，一进屋就脱下放在讲台上，只穿一件线衣讲课。总之，面对黑压压的有席地、有肃立的各色听众，全然没有大学者的洒脱和年轻名教授的自信，甚至还有些书生式的羞涩和不安，他不时为站立者寻找占座而没来人的空位。这与他潇洒的文笔恰好形成反差。陈先生开始用仍带家乡的潮汕语味的普通话讲课。我原以为，陈先生主修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他开“中国散文研究”专题课，不过是偶然的客串，所以来听，不过是慕名而来，“验明正身”而已。但听着听着，方觉先生深暗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而且，与所讲叙的闲适、疏淡内容相对应的是他骨子里的温文与超逸：恬淡的心态，平和的语调，他也许是中国最后一个文人。据说，陈平原很喜欢周作人的散文，也许由于周的引领，陈先生才游历到中国古代的散文领域吧？于是，听陈平原课的人越来越多，听的自然不愿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没听过课却听到听者私下评论，也想一睹风采，虽然陈先生长得并不动人。大家来听课，与其说是为了解一个文学领域，倒不如说是来感受一种被遗忘的文人情调，一种与高度组织化、科层严密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自由、飘逸的情怀。后来我发现，课间休息时，陈先生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讲台上，慢慢地品味自备的纯净水，从没有象别的先生那样，一群本门的、私淑的弟子或仰慕者围在身边，没完没了的请教、奉和恭维，看来确实象有人说的那样：陈先生很难接近。

　　据别人讲，陈先生研究的领域很杂，古今中外几乎是全面出击，这如果没有相当的学术自信，是不敢把面铺得这样大的。但仔细看去，发现陈先生主要还是做史：学术史、小说史、散文史等，他这种选择可能和他所一贯信奉和推崇的汤用彤的治学思想有关。认为建立理论体系需要一流天赋，做具体的史需二流天赋，使用二流天赋做一流之事，收获的可能是三流成果也做不出来。而以二流天赋做二流的事却可能取得一流的成果。陈先生在一本书中曾言，每个学者都有权计算学术成本，据我的了解，以陈先生的天分，做一流之事，即便取得不了世界一流的成果，至少也是国内一流，但他却选择了做史，除学术的明智之外，更多的可能与性格有关：陈先生多的是文人的朴实与淡泊，少的是现代学人的强悍与浮躁。

　　当然，率真、甚至任气是陈平原文人性格的另一面，据说，在系里或其他场

　　合开会，当他听见不合自己心意的看法，往往当即毫不客气地用手指着对方，直率

　　地说：“你说的不对“，这确实很难叫人下来台，但这要比表面奉和，背后做手

　　脚的人还是可爱得多的。

　　在北大，按照不成文的惯例，导师要在开学的一二周之内，以请客的名义会见刚刚入门的硕士生、博士生以及挂单的访问学者，这也表现出北大教授有大乃容、虚怀若谷的一面。但听说陈先生从不遵守这惯例，所以他对自己的亲、疏弟子，往往一半会儿认不全。有的访问学者抱怨陈先生不关心他们，我想，除陈先生性格方面的原因外，这些弟子由于学养方面的欠缺，其成绩不足以引起陈先生的关注，也是个因素吧？反正作为蹭听者，我从未主动接近过陈先生，只是偶尔在校区碰见，自揣陈先生不会认识我，不打招呼不算没礼貌，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