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学校根据政治需要，组织了一次学农活动，到华侨果树农场参加农业劳动。当时学军学工学农是政治时髦，那天我们兴匆匆的坐车到了辛寨子，然后背着行李步行十几路到了果树二队。二队大队长是我们前几届的校友，当天他代表大队欢迎我们，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表率。

　　那一年我们只有15，16岁，初中二年级，从未真正体验过农村生活，开始还有些兴奋，很快强大的体力付出，让我们一个个变得牢骚满腹----一个个饥肠辘辘------早上一碗稀粥加一小碟用盐拌的萝卜条，中午一个玉面饼子一碗带皮的土豆加点白菜叶子的汤，晚上一个窝头加一碗飘着葱花或几片菜叶的清汤。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根本解决不了咕呱乱叫肚子。我们找老师，无奈这是文革时期，老师们都小心翼翼，不敢多言。于是，我们开了个自发地“黑会”，找我们校友。他倒是痛快，答应加餐，一阵欢呼，很为自己的革命胜利叫好。吃饭时，每个房间也只多出两个拳头大小的窝窝头。我们10个女同学一人一口，连“枣”都不是。我们再一次造反，这次校友没出现，倒是来了个老工人，给我们做了一个前言不搭后语，磕磕巴巴的忆苦思甜。在他混乱的没逻辑的“报告”里，我们还是理清了大约的内容----比起旧社会，这是天堂。二，现在是供给制，这些都是从他们的定量里来的。事情上升到政治，我们哑口了-----谁敢和政治对抗啊？

　　这天，队里派我和一个女同学去果园检掉在地上的苹果，正是收获的季节，红艳艳的果子一嘟噜一嘟噜挂在树上，阵阵果香就在鼻尖上溜来溜去。我们一人一个篮子，蹲在地上，把没有腐烂的苹果捡起来。没人监督，而且两人离得很远，有时连背影都看不见，但却没吃一苹果，尽管肚子很饿。那时很有革命自觉性的，而且女孩胆小，不会像男孩那样调皮。收工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山坡，在蜿蜒曲折土纱巾一样的小路旁边，一簇一簇红红的，小珍珠似的小果子，在绿叶的配村下，闪闪放着红光----是野生的酸枣。我们兴奋的摘了一大把，回屋掏了一大堆，招呼同学过来共享。你一把我一把，很快抢光了。晚饭后，照列学毛选，只是今天多了一项讨论会----摘山枣是不是违反了群众纪律，动了群众一针一线？听到这个题目我们都楞了，很快脑子灵的反应过来，马上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啦，怕苦啦，经不起考验啦----一开始还强调这是野生的，不算，马上被批的体无完肤，野生的长在群众的地盘，就是属于群众的，我们没有权利来动它（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共产党的群众也变成了山大王了）。我们是来改造的，不是来享受的，我们来这里就是要苦其心，劳其肤----就差没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也带上了。吃过酸枣的纷纷检讨了自己的小资怕吃苦的思想，又把孔孟之道拿出来轰炸了一番，表示要透过表面看本质----最后追究到是谁摘得酸枣。我是个打不死的鸭子嘴，一劲猛犟，一劲坚持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但架不住好虎和一群狼，最后只好口服心不服的收场了。

　　第二天，我还知道，别的屋子也开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批判会，那个摘酸枣的女同学也是深刻的检查才过关的。

　　这是我一次最最"政治"的批判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