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7 “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变‘黑’吗？”----我父母陷入困境（1966年8月---10月）

　　这次，家不再是能够得到宽慰的地方。我父母显得心不在焉，他们很少注意到我们。在公寓里，当我父亲不在踱来踱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母亲把一个个揉搓的纸球投进垃圾筐里，投了整整一筐，然后再把废纸倒进厨房的炉灶里。我姥姥看上去似乎也像是在期待着灾难的降临。她热切的双眼紧盯在我父母的身上，眼神里充满了焦虑。非常胆怯地，我察言观色，不敢询问出了什么事。

　　我父母没有告诉我他们几天前的一次谈话。他们坐在一扇敞开的窗子前，窗外，一只大喇叭正没完没了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大喇叭拴在街灯的灯杆上，大喇叭的声音非常刺耳。特别是一条语录，是一条关于所有革命解释起来都是暴力的语录----“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暴动。”语录用尖利刺耳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播送着，尖利的声音唤起的是恐惧，对某些人来说，唤起的是兴奋。不时地，大喇叭还会播送通告，通告红卫兵取得的“胜利”：他们抄了更多“阶级敌人”的家，“砸烂了他们的狗头。”

　　我父亲一直在望着窗外那火烧的夕阳。他转向我母亲，缓缓地对她说：“我不懂得文化革命，但是，我敢肯定，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这场革命不能从任何马克思或共产主义的原理中得到证明。人们失去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和保护。这是令人难以说出口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去制止一场更可怕的灾难。我必须得写信给党的领导层，写信给毛泽东。”

　　在中国，实际上，人们除了向领导人申诉之外，没有一个可供人们诉说不平，或影响政策的渠道。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只有毛泽东能够改变局面。对于毛泽东的角色，不管父亲怎么想，怎么猜，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向他请愿。

　　我母亲的阅历告诉她，申诉是极端危险的。曾经申诉的人，还有他们的家庭，都遭受了恶毒的报复。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凝视着窗外远处燃烧的天空，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担忧，愤怒，和挫败的感觉。“你为什么要做一只飞蛾，把自己投向火堆？”最终，她说。

　　我父亲回答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火堆。它关系到这么多人的生死。这次，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我母亲恼了，她说，“好吧，你不在乎你自己，也不关心你的妻子，这个，我能接受。但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你知道，一旦你遇到麻烦，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你想让我们的孩子变‘黑’吗？”

　　我父亲沉思着说，似乎他在试图劝说自己，“每个男人都爱他的孩子。你知道，一只老虎在跳起来实施杀戮之前，他总要回头看看他的崽子是否安全。即使是一只吃人的野兽都这样想，更不用说是一个人了。但是，一个共产党人要超越这一点。他还得想到其他的孩子。哪些牺牲者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呢?”

　　我母亲站起来走开了。一切都无济于事。一旦她自己独坐的时候，她会哭得很厉害。

　　父亲开始写他的信了，草稿撕了又写，写了又撕。他一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写信给毛泽东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不光得构思好他想说的话，他还得努力使潜在的后果最小化，特别是对他的家庭产生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批评看上去必须得不像是批评。他可得罪不起毛泽东。

　　六月份的时候，父亲开始考虑他的那封信。一波又一波的诬陷勾当在进行着，他的几个同事已经成了替罪羊，他想为他们说话。但是，事情总是超越他的计划。在其他的事情之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自己也要成为牺牲者。一天，在成都市中心，我母亲看到一张惹眼的大字报，大字报点名攻击我父亲，称他是“四川头号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这个攻击基于两项指控：去年冬天，他抵制印刷批判明官戏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号召：他起草了“四月文件，”文件反对政治迫害，并试图将文化革命限制在非政治的讨论之中。

　　当我母亲把大字报的事情告诉我父亲的时候，他马上说，这是省里党的领导所为。他被指控的两件事情仅仅在顶层有一小部分人知道。父亲确信，他们现在已经下决心要陷害他，而且他知道原因。来自成都高校的大学生们已经开始把他们进攻的矛头对准省领导。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得到更多文化革命小组的信任，被赋予了更多的信息。大学生们已经被告知，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走资派”----也就是，那些共产党官员。大学生通常都不是高干的孩子，因为，大多数共产党官员都是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结婚的，所以他们没有上大学年纪的孩子。实际当中，因为没有既得利益，大学生们很高兴进攻官员。

　　四川的权力机关被中学生干下的暴力事件惹恼，但是，大学生才真正令他们恐慌。他们觉得得弄出一个惹眼的替罪羊来使大学生平息下来。我父亲是“文化”领域的顶级官员之一，文化领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的靶子。我父亲素有坚持原则的名声。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他们需要一致和服从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他也成。

　　父亲所处的窘境很快就被证实。八月26号，他被要求参加一个为四川大学的大学生举行的会议。四川大学是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大学生们一直在攻击校长和学校的高级员工，现在，又把他们的视线提升到攻击省里党的官员。会议名义上是让省领导听取大学生的诉求。李政委坐在主席台上，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所有顶级的党的官员。巨大的礼堂，成都最大的礼堂，被挤满了。

　　大学生到会场就是来闹事的，大礼堂很快就变得人声鼎沸起来。大学生们喊着口号，挥舞着旗帜，开始跳上主席台，试图抓到麦克风。尽管我父亲不是大会的主席，他还是被要求负责控制局面。在他面对学生的时候，其他的党的官员都离开了。

　　我父亲喊道：“你们是有才智的学生，还是流氓？你们讲不讲理？”中国的官员，在通常情况下，都保持一种冷漠的表情，以显示他们的身份，但是，我父亲也像一名学生一样大声的喊叫，不幸的是，他的真诚没有打动他们，他在一片嘶喊的口号声中离开会场。紧跟着这件事之后，巨幅大字报就出现了，称他是“最顽固的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死硬分子。”

　　这次会议成了一个里程碑。从这次会议开始，四川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取了自己的名字----“八月26。”这个组织成了四川全省范围内文化革命大军的核心，它吸纳了成百万的民众，是四川文化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次会议之后，省机关命令我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我们的公寓，----是为了对他自己的“保护。”我父亲明白，他第一个被蓄意地作为一个靶子暴露在大学生面前，然后，实际上，他被投入软禁当中。他把自己遭受的迫害也写进了给毛泽东的信中。一天夜里，他眼里含着泪水，要求我母亲把信送到北京，因为，现在，他失去了他的自由。

　　我母亲从来都没有让他写那封信，但是，现在，她改变了想法。令天平倾斜的一个事实是，他正在被变成一个牺牲者。这意味着她的孩子将变“黑”----并且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去北京向顶层领导人申诉是她唯一的机会，不管北京有多么的遥远，这都是它拯救丈夫和孩子的唯一机会。她发誓要带上那封信。

　　八月的最后一天，从我父母房间里传出的声音把我从不安的小睡中惊醒。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父亲书房的门前，书房的门半开着。我父亲站在房间的中间。几个人围着站在他的身边。我认出了他们：他们来自我父亲的部。他们看上去都很严肃，完全没有了往日轻松愉快的笑容。我父亲正在说话，“你们可以替我感谢省机关吗？我很感激他们的关心。但是，我更喜欢不藏起来。一个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大学生。”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是声音里隐含着某种情绪，这种情绪令我害怕，然后我听到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男人的声音，那个声音强势地说道，“但是，陈主任，党当然最清楚。大学生在攻击你，他们可能会施暴。党认为，你应该处在被保护的位置之上。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知道，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得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定。”

　　沉默片刻之后，我父亲安静地说，“我服从党的决定，我跟你们走。”“但是，去哪？”我听见我母亲在发问，然后是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党的指示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当我父亲走出书房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他抓起我的手。“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他说。“做你妈妈的乖女孩。”

　　我母亲和我跟他一起走到大院的旁门前。长长的甬路两侧占满了他部里的员工。我的心在跳，我的腿似乎是棉花做的。父亲显得非常激动，他的手在我的手里颤抖着，我用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手。

　　一辆小汽车就停在大门的外面。有人为他打开了车门。车里有两个人，一个坐在前面，一个坐在后面。母亲面色紧张，但是，她很平静。她看着我父亲的眼睛说道，“别担心，我会办那件事的。”没有拥抱我或我母亲，我父亲走了。在公众场合，即使是在非常时刻，中国人也很少有肢体上的亲昵举止。

　　我没有意识到我父亲被带去拘留了。因为整个举动都被伪装成“保护。”才十四岁，我还没有学会解读政府虚伪的做事方法；当局采用了迂回隐晦的方法，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出决定该如何处理我父亲。就像大多数这类的案子一样，警察没有任何作为。过来带走我父亲的人是我父亲部里的人员，他们带着省党委会的口头授权。

　　父亲刚一走，我母亲就把几件衣服塞进包里，告诉我们她要去北京。我父亲的信还处在草稿的形式，还有潦草的文字和待删改的地方。那伙人走进来的那一刻，他就把草稿塞进我母亲的手里。

　　我姥姥抱着我四岁的兄弟小方哭了起来。我说我要和母亲一起去火车站。没有时间等公共汽车了，所以，我们跳上了三轮出租车。

　　我很害怕，也很糊涂。我母亲没有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看上去很紧张，心事重重地在想事情。当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她只是简单地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现在只能这样。我猜测，她在想，对我解释太难了，我已经习惯被告知，我太小，某些事情我搞不懂。我也能够察觉，我母亲正在思忖着形势，正在计划着她的下一步行动，我不想使她分心。我不知道的事情是，她自己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试图搞明白这混乱的形势。

　　我坐在三轮出租车里，安静却很紧张，我的手被攥在她的手里。我母亲惴惴不安：她知道，当局是不会让她去北京的，她带上我，仅仅是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是一个见证者。在火车站，她买了下一趟去北京的“硬座”车票，第二天黎明才可以发车，所以，我们在候车室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候车室像个棚子，四周没有围墙。

　　我蜷缩在母亲的怀里打发着漫长的时光，我静默的看着外面，黑暗逐渐降落在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木质灯杆上，几只光秃秃的灯泡发着惨淡的光，灯光倒映在水洼里，水洼是上午的一场暴风雨留下来的。我穿着夏天的汗衫，感觉凉嗖嗖的，我母亲用她的雨衣把我裹了起来。夜深了，她叫我睡觉。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就把头靠在她的大腿上打起了盹儿。

　　我母亲膝盖的动静把我弄醒了。我抬起头，看见两个身穿兜帽雨衣的人站在我们面前。他们在用低声争论着什么。我还处在混沌状态，没法搞清他们在说什么。我甚至不能分清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含糊的听见我母亲在说话，语气平静而有节制，“我要喊红卫兵了。”穿灰色兜帽雨衣的人安静了下来。他们彼此小声的嘀咕了几句，然后就走开了，显然，他们不想引人注意。

　　黎明的时候，我母亲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