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返天津，已经五年多了。身处繁华的北方闹市，漫步宽阔的城市街头，却总也忘不了家乡的路，忘不了刻骨铭心的想路、修路的历程，忘不了那些支持和帮助过修路的好人。

　　从县城去我家乡，须穿越茫茫的群山。满目都是遮天蔽日的石峰，充耳皆为湍湍急流的喧哗。路在山缝中延伸，车在石隙里蠕行。

　　到了两丫坪，向北仰望。只见一面大山，像一把崩口的战斧，剁向云端。一条小路，似一根飘舞的绸带，挂在山巅。小路时而溜行在山坡之上，时而掩映于密林之下，时而穿行在山涧里，时而蜿蜒于悬崖间。山高坡陡，经过雨水 长期的冲刷，当中坑坑洼洼的，沟壑丛生，乱石满地。两旁生长着高过人头的荆棘或灌木。人走在小路上，心陷于苦闷里。

　　这就是十年前，镇里通往我村原始的路——一条千百年来，我们的世代先辈们穿着草鞋踩踏出来的，连接山里山外的通道。

　　村庄离镇八公里，分处在这黄野界南北。

　　站在家门口，放眼张望，望见的便是这座山，跟侧、后三山合围，形成扁桶似的地形。我们一百三十多户，六百多个人口，就生活在这扁桶的北壁上，共享着一线狭长的空间，几近与世隔绝。山尖呈犬牙状，顶托着蓝蓝的天盖。只有山巅巨松的尖冠刺破了平展的苍穹，枝下透现出一片蓝天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山后也许还有广阔的空间，山外可能尚存精彩的世界。山脚一条小河，似一条匍匐前行的银蛇，从交错的山缝中挤身而出，流向镇里。小时候看到远处有一片河水闪亮，就疑心是“洋油”的出处。望见月中有人挥斧砍树，便猜定是从山尖爬上去的。几次登上山顶，想触摸一下天，哪知又被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支撑着，每每扫兴而归。大山，隔断了我们的视线，封闭了人们的思想，阻挡了村子与外界的联系。

　　八岁时，我怀着极大的好奇，首次走上了出村的路。翻越这座山，徒步十几里，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才来到镇里，第一次看到了公路和汽车。那高兴的劲儿简直无法形容。可往回赶时，我的双脚肿得像胡萝卜似的，鞋子再也容不下厚厚的脚掌了。大人们轮换地背着，到天黑我才疲惫地回到家里。见到妈妈，我泪如泉涌，哭了。那时我就想：要是让汽车开进我们村里该多好啊。

　　爸爸是书记，算是村里最大的官儿。我一脸稚气地走到他的面前，煞有介事地说：“爸爸，你也叫公社把车路修到我家来吧！”爸爸脸一沉，眼一瞪，粗着嗓子，没好气地对我说：“你麻雀子屙鹅蛋，不怕挤破粪门？”看着爸爸一脸的无奈，我猜定，这公路，不是说修就能修通的了。

　　当上老师以后，看到物资的进出，完全依靠挑、抬、背、扛的现实；闻知卖猪得深更半夜抬送到市场，还要无奈地被吃称压价的苦楚；目睹多数男人不堪重负，个个被累成了煮熟的大虾，变得腰弓背驼的惨状；想着好些男人娶不到老婆，犹如寒冬里的枯树一样孤苦零丁的悲凉……我的心里，很酸，很涩，很痛。每逢老人挑着重担，吃力地爬行在陡峭的路上，我总会主动地帮助挑一程。每遇学生被路边草木沾湿了衣服，冻得直打哆嗦，我总会帮其生火烤干。但心里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修通公路，才是解除苦难的根本之举呀！”

　　村民们也多么地渴望致富，多么地期盼有人组织修通公路啊！可是工程大，需要投资多，还要从邻村辖地过，占田、占山、毁林木，工作难做。老村干们也曾多次尝试过，可一去现场，俨然遇上了老虎，脸色骤变，不敢吭声了。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书记、村长各换了六任，我也由一个懵懂小孩变成了成熟中年。可回首一望：山，还是沉睡不醒的山；路，还是丝毫不变的路。乡亲们发出了失望的叹息：“恐怕这辈子看不到公路进村了。”

　　听着这话，我如坐针毡，异常难受。“难道家门口的路，还要等别人来修吗？”我是村里见过世面的人，又是党员，应该为家乡发展做点贡献啊。于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组织村民修通这条路！

　　二零零二年九月，我破釜沉舟，辞去了公司办公室轻松舒适的工作，从天津回到老家，开始了修路的筹备工作。

　　村民们也不约而同地把希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代表大会上，参会的三十一名代表，把二十九票投向了我，选我做公路总指挥。我仿佛看到了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我，觉得肩上沉甸甸的，心里忐忑不安。

　　风言冷语亦接踵而至。有的公开劝阻：“这么大的工程，书记、村长都不敢为首，你来成这个头，不是自找苦吃吗？”有人窃窃私语：“他如此积极，是否想当村干部？”也有人出言不逊：“能为首修通公路的人，恐怕还在哪个女人的肚子里没有生下来呢。”面对这些，我一笑了之。他们也不再多说了，心里却嘀咕着看我的笑话和结果。

　　村里不富裕，完全靠集资修路是不现实的。镇政府领导大力支持，帮助我们争取到了国家拨付的十余万元雷管、炸药费。时任中都乡党委书记的陈汉周，身在外地，不忘根本，十分关心家乡的公路建设，不仅给我们舆论上的支持，还在十分拮据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捐助了一千元现金，成为给修路捐款的第一人。

　　适逢村委换届，村民们提名选我当村长。我深知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此时所需要的又是什么。没有什么比凝聚人心、获取广泛有力的支持更重要啊！于是，我谢绝了大家好意，走村窜户、挨家挨个地做工作，力推了一个热心修路的血性汉子舒孝金为村长，大大加强了修路的力量。

　　当时腐败盛行，一些乡村干部不是真正为民办事，而是借故敛财，眼睛死死瞪在钱上，让百姓心存阴影。为了取信于民，打消百姓的疑虑，提高自己的号召力，我决意不跟资金沾边。让大家公推了另两个村民贺锡文和陈开华同志为指挥部成员，分别管理资金和爆破物资。去政府领钱也由新书记覃黄金负责。由于做到了自身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所以，群众摒弃了消极观望的态度，大大地提高了修路的热情和积极性。

　　最难的是有三公里要从邻村辖地过，需要占用田土和山地，还要损毁一大片林木。给钱补偿吧，我们村里穷，给不起。不给吧，未经同意，谁敢占用一寸田地，损毁一根林木？书记、村长先后多次以组织名义去协商，均未成功。他们灰心了，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给了我。

　　我二话没说就去了凉水井村。大会、小会开了好几个，我的嗓子都说哑了，可他们都像闷葫芦一样，默默无言。我理解他们内心的难处，人均才三分亩赖以维持生计的田地，是何等珍贵，谁不希望得到适当的经济补偿呢？我毫不气馁，干脆留驻不回，带着浓浓的情，怀着深深的愿，抱着真诚的态度，挨家挨户，分别逐个地拜访他们，对其诉说我们的无奈，甚至还愿意给他们下跪，请求他们予以理解和支持。凉水井村的周在焕、翟光军、米友生、向道等同志也积极支持配合。听到我声声含情、句句暖心的话，大家沉积骨中的厚道激荡起来，深藏心底的善良流淌出来，纷纷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只对占用的良田给予象征性的补偿，而占用的山地，损毁的林木，则无条件赠送——七十四位户主都郑重其事地在我拟定好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通过司法程序对协议进行了公证。这样，公路建设得以了如期开工。村民群众称赞说：“要不是舒桃生以那样真诚和耐心，感动了凉水井村的村民们，没给钱，谁能答应啊！”我告诉他们：“是凉水井村的村干和村民大力支持，才让我有如此的胆量。大家应该感谢他们！”

　　公路开工了。恰好有一座山神庙挡在了线路中，需要将其炸掉。这庙是狩猎人用来祭祀山神的祭坛，破坏了它，按迷信的说法是要招来灾祸的。大家十分恐惧，谁也不敢点炮。为了第一炮成功炸掉山神庙，防止意外而造成负面心理影响。我顾不上那么多，特意给多装了一倍的炸药，并装上了双雷管和双导火索。放炮时间到了，看见没人上阵，我就身先士卒，挺身而出，亲手点燃了第一班炮。一阵天崩地裂的轰鸣之后，山神庙被送上西天，找不着痕迹了。工程从此揭开了序幕。看着我勇敢垂范，大家心服口服。以后点炮，谁也不再恐惧害怕了。

　　要在陡峭的石山上炸出一条公路来，工程之大和危险因素是可以想象的。身为总指挥，我把安全工作放在了重中之重。每天早上，我都如赶考似的提前进入现场，先行排查未被发现的哑炮，以确保安全施工。白昼我深入现场监管，力求把不安全因素消除在源头。到夜晚排完哑炮，我才能披星戴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多少个日子，我疲惫不堪，饮食难下；多少个夜晚，我通宵达旦，辗转难眠；多少次我顶风冒雨，淋湿了身体；多少回我被沿路村民热情相邀，吃住在他们的家。我深知村民为何对我这么尊敬和热心，也深知身上的责任有多大，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因而一天也不敢懈怠和停歇。通过我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没有发生任何事故，确保了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连续的劳累，我的身体日趋渐瘦了,体重由原来的一百零六斤降到了九十四斤，眼眶也凹陷了下去。而公路就在我的渐瘦中向前延伸了。

　　村长舒孝金的劳力组织很到位。新书记覃黄金对雷管炸药采供很及时。指挥部成员贺锡文、陈开华、戴英金以及热心修路的贺紧泉、张克跃、陈贤清、贺显逢、贺方培等也都大力支持和配合。到了二零零六年底，全长八公里的公路主线竣工通车了！原来那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改头换面，变成了一条宽阔、平缓的公路。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我的同仁们，感谢镇党委和政府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感谢那些老党员、老村干和组长的积极参与，感谢热烈支持过我的父老乡亲们，感谢为帮助我们修路而牺牲了自己切身利益的忠厚善良的凉水井村的朋友们。你们的善举，我没能给刻在碑上，却已铭刻在自己心里。我在遥远的天津，向您们鞠躬啦！

　　公路修成以后，我重返了天津，继续我打工的生涯。

　　家乡的路，记录了历史的悲哀，铭刻了百姓的辛酸，承载了数代人的梦想，寄托了村民群众的希望。我想路想了三十三载，没有实现；真正铁心行动，仅仅花了四年。真是想的路长，修的路短。埋头苦干，才结果来得快！我为大家着想，组织带领老乡，实现了共同愿望。心里觉得：这辈子没活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