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生

　　听说要来一户“五七“战士，而且是一个大学讲师，全村人都兴奋起来。因为许多人还没见过大城市的人，尤其大学讲师。有人问：什么是讲师？有的说：可能就是讲课的老师吧！

　　他们来的那天，出于好奇，许多人，包括大人和孩子，都跑去看热闹，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山坡上，队里的一挂大马车拉着满满一车东西，有两边带柜子的桌子（这样的桌子只有在公社干部的办公室才能看到），有两边带扶手的椅子，还有大大小小的箱子、柜子。

　　一个神色疑虑、白晰、清瘦、满头银发的长者走在前面，他可能就是那位讲师了。有人开始议论，你看他那么瘦，能干活吗？有的说，听说他一个月挣一百多元钱呢！人群中一阵惊叹。这在干一天活只挣几角钱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于是，又有人不无兴灾乐祸地说，哼，让他们美，这回不用挣那么多了吧？

　　老人的身后，是一满面愁容，目光凄楚但同样皮肤白晰的老女人，听说，她是那个大学附中的老师。可能是她的女儿，在她身边一边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十分小心地扶着她。刚下完雪，坡子又陡，路面被我们玩爬犁磨得铮亮，就连刚挂掌的马走都打滑，更何况他们？我们就象看珍稀动物一样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看着他们。农村人就是这样不知含蓄，看就要看个彻底，看个究竟。

　　他们的住处，安排在大队书记家的西屋，那是全村数一数二的埋汰（脏）人家。有人说，他们家，屋里、院子随便什么地方，一脚就能踩着好几样屎。这样的屋怎么住呢？听说，当天，他们全家就悄悄地哭了一场。后来还听说，那天卸车的时候，有人乘机拿走几样东西。这也难怪，谁让他们有那样多的好东西了。就说那尼龙丝袜子吧，这在当地才刚刚听说，他们却带来一纸箱，当然也包括旧的。

　　那位讲师姓蔡，有些口吃，那女的姓英，十分健谈。他们并不参加劳动，听说这是政策，这使一些等着看他们怎样费劲地干活的人不禁有些失望，甚至愤愤然。我也感到有些嫉妒。为什么我家也是下放的，爸爸就得在别人监督下整天干活？有人说，他们和右派不一样，还开工资，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去呢。

　　后来，他们也知道了我爸爸的身份，虽然蔡老师常常在人面前对我爸爸保持一定的距离，敬而远之。平心而论，这位老人还是挺正直、蛮厚道的，不象他老伴那副避之尤恐不及的样子。偶尔，在没人时，还能和我爸爸说几句同病相怜的话。

　　听说他们和房东，那位大队书记家关系挺紧张，虽然他家曾不断地给书记家送一点东西，但还是经常有些不愉快。诸如书记家的鸡在蔡老师家锅台拉屎啦，小猫偷吃了蔡老师家的蛋糕啦，书记家鸭子下的蛋不见了，书记夫人大骂，怀疑是英老师偷着吃了，等等。

　　蔡老师每天神色忧郁地在村子里踱来踱去，偶然叫他开会，也从不多说话。但大家还是很尊重他的，毕竟人家还是吃供应粮的干部，说不定啥时候就走了呢。英老师倒很忙，新来十几个知青，总打架，大队派她帮着解决。

　　几年后，他们回城了，也是那挂大马车送他们走的，也是一群人围着看，发现他们带来的东西少了许多。由于已经和大家混熟了，所以有说有笑地和大家打招呼告别。

　　后来，我恰恰考上蔡老师那所大学，去看过他一次，老人十分惊讶和激动。谈及当年，他十分感慨又不无愧疚地说，“我那时也知道你爸爸也是个有学问的人，可是不敢和你家接触，这一点，希望你能谅解。”我当然理解这一点。否则，我也不会特意去看他。

　　他们下放，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很不幸的，但在我和乡亲们看起来，他们是多么令人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