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选拔好领导干部，各级组织部门本着德、能、勤、绩的工作标准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考察标准在遴选。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只有那些特别优秀而又无历史问题，且与上级领导无过隙的干部才能有提拔的可能。这些干部即使自己没有背景，也不主动地走关系，但凭着自己的工作能力、工作业绩和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会被一些“伯乐”相中，而得以提拔重用。

　　但是在同等（或次等）的条件下，干部任用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一种“暗箱操作”的关系竞争。这种关系的竞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用“亲戚帮”，这些人受到了来自亲友的巨大压力，不启用不行，用起来又对自己忠心耿耿。二是“利益帮”，这些人因盘根错节的关系，会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象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只有共进退才能彼此相安无事。三是“金钱帮”，这些人或明或暗地用钱开路，基层干部善于用钱“买官”，领导干部乐于“卖官”赚钱，双方一唱一和。

　　在我们国家，现有干部的任免大权实际上就是掌握在政府几个主要领导的手中。他们以自己各自的用人标准来选人用人，就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政府的领导本身人数不多，他们却掌握着政府内部几乎所有的重大人事变动权，必然就会出现“少数人用干部用少数人的现象。”二是政府领导们内部意见不会一致，都会想方设法用自己的人维持各自的根基。三是领导干部职数有限，不可能让多数人有提拔的机会，只有与自己走得近的人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当然为了彰显用人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性，组织部门会按照上面的意图强力张扬被提拔干部的优点，弱化其缺点；会通过“合法”程序确定其身份；万不得以时，会把领导的意图强行施加在人们的头上。

　　这样一来，那些想提拔的干部，他们就只好在搞好工作表现的同时，拚死地去寻找靠山，舍命地找“门道”以拉近与领导的距离。那些看不惯这一点不去活动的干部就只能原地不动了。

　　这种选人用人机制造成的现实情况往往会出现年轻人领导老同志，外行领导内行，文凭底的人领导文凭高的人，能力弱的人领导能力强的人这些怪现象，从而影响工作开展和社会稳定。由此产生的社会负面效果是官员“官官相护”，腐败大案窝案发生，社会风气败坏，人性道德缺失。

　　从中共中央查处的周永康大案来看，其精心编织的政商关系网就侵吞国有资产达900亿人民币，一大批省部级高官和商界大佬应声落马，有“秘书帮”、“铁哥帮”、“亲戚帮”等。而徐才厚和谷俊山大搞“买官卖官”，包养“公共情妇”，严重践踏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良知，产生了恶历的社会影响。

　　政府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把领导干部的用人权“装在制度的笼子里”，用一种全新的民主的用人机制代替现有的集权的用人机制，让每一个干部都能有平等的晋升机会，让派系林立的官场统一于制度的约束，这样才能让官场环境风清气正。这种制度的笼子可以这样来设计：一是采取考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公开选拔干部；二是采取“组阁式”，即由换届选出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自行任免干部；三是多方考察式，即由组织部门下基层深入调查研究，形成共识后再由政府领导决策，特别要要尊重基层群众的建议。

　　我们国家的政府人事制度改革是各项社会改革的领头羊，它的成与败直接关系到其它各项改革的进程。只有用制度用干部才能真正规避“任人为亲”的坏现象，营造“任人为贤”的好现象，从而把社会各项改革引入深水区。

　　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