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上世纪“文革”前两年开始读书的，那年我7岁。

　　当时在农村上小学算是家长开明的，同村比我大的孩子一大群，到现在还是文盲。因为“信阳事件”饿死了许多人，震惊国内外，我家就恰属此重灾区。那时国家刚刚度过三年经济最困难时期，人们还没有摆脱半年粮食半年菜的“人民公社化”极贫困的大集体生活，文化人极少，全村有个高小毕业生就像凤毛麟角，有个初中生更像大熊猫。老辈人认为，农村的孩子上学，不仅增加了家庭开支负担（不上学能挣工分），减少了收入，考不上大学毕业后没出息，还不是照样修理地球，所以，到了孩子上学的年龄，家长总是拦住不准上，让帮家里干活。我能幸运上学，还得感谢启蒙“耕读”老师李本性，虽说只教我一年，但终生难忘。

　　说来也巧，李老师由于地主成分有文化，解放初信阳农校毕业，刚分配到单位秉性硬，得罪了领导，就赶上1957年被错化为“右派”，后来虽给摘帽但必须返回原籍劳动。生产大队党支部看他文化程度高，从事大集体体力劳动是人才浪费，就响应上级号召，为扫盲大办教育，聘请他当村里“耕读”教师，也就是不脱产，只拿集体工分，不拿工资，忙时耕种，闲时读书教书，所以叫“耕读”教师，“文革”期间及以后直至2000年，又更名为“民办”教师（此时拿较低工资）。过去的老师叫“教书先生”，只有学生才称他为老师。有“先生”了，还得有学校教室和学生。我儿时记忆的学校，其实就是个教学点，是设在本村生产队给盖不起住房的特困户的住所里，4间土坯茅草屋一分为二，中间夹道土墙，西头两间是李马虎娘四个的家，东头两间是我们的教室。教室里东山墙上挂一块质地很差的木质黑板，是李老师找人做后自己买黑漆油漆的，学生课桌是李老师和几个10来岁的孩子自己动手，用土坯块垒成，上面再用秫杆铺成挂个泥巴桌面，晾干结实后再让学生用，而坐凳只能谁家的孩子上学谁自带，不然的话，连木凳也没有的只能坐砖头块或土坯块砌成的泥墩。

　　这年的暑期过后，教室有了，李老师就开始招生，挨家挨户动员男女适龄和超龄儿童来上学。那时我是家中老大，正在帮家中放牛割猪草干家务，还帮助照看小我5岁的弟弟，腾出手让父母从事集体生产劳动。开学不久的一天，李老师趁夜晚到我家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上学，我一听可心里乐开了花，每天路过新教室，听到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时，我是多么地羡慕屋里的孩子们啊，做梦都想上学，真想也像他们一样坐在宽敞的教室里，当一名学生，每天不用再风吹日晒放牛割猪草，可是家长同意吗？愿意交学费吗？我把自己的想法大胆地告诉了他，他说，只要你愿意上，有决心好好读书，将来会有大出息，剩下你父母的工作我来做。他先是和母亲商量，开始文盲母亲思想犹豫，怕两岁的弟弟她上工后没人带，李老师就承诺让我带弟弟一同上学；后来又和父亲讲，解放后17岁才断断续续读过3年小学而今在大队当保管员的父亲倒是很开明，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说服母亲：“要想孩子有出息就得上学读书，再忙也要支持孩子在家门口上学，不用像我上学那样跑十多里的远路，也不能让他带弟弟去上学，那样不但自己学不好，还会影响整个课堂，不过我们当家长的多忙一些，放学后他照样帮助带弟弟”。父亲的一席话言之有理，母亲也深明大义，当场同意我第二天就去上学，躲在一边偷听的我如释重负，这时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的甜，李老师也愉快地走了，然后又到同龄的两个男孩家做工作。

　　次日，母亲用她头上戴的花毛巾给我缝个书包，带上5角钱的书杂费，和另外两个同村同龄的小伙伴家长一起，把我们送到了墙外没有挂牌子的学校教室，亲手交到李老师手上，同时嘱咐我们听老师的话，不贪玩，做个上进的好孩子。而李老师看我比同龄的孩子又瘦又小，把我专门安排坐在第一排，离他近，多照看些，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时，教室里总共才有十几个学生，分成两个年级，最大的12岁，最小的是我们刚入学的3个一年级小男孩子，最后，李老师又动员大我5岁， 仅住隔壁的特困户李马虎的弟弟李转运，只交两角五分钱的书费（5个鸡蛋钱）就和我们同年级上学，而女生才3人，其中一位是里老师的亲侄女。

　　李老师当年30来岁，瘦高的个子，瓜子脸，平时不苟言笑，只有遇到很开心的事才会咧嘴笑笑，我们都怕他。他教学很认真，非常关心每一个同学的学习和生活，谁生病了，谁缺课了，他都会上门家访。两个年级的语文、算术课轮流上，听哨音上课，唱歌一起唱。我记得他教的第一首歌曲是抗美援朝时流行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灭亡！”尽管50年过去已很遥远，至今我还朗朗上口，念念不忘，可见记忆深刻。

　　他家住在我村南约7、800米的李大庄村，每天4趟步行于两村之间，有时还要带刚满3岁的女儿教书。这样的日子只过了约一个学期，不知什么原因，我想也可能是为了照顾李老师不跑路，到次年春学校又搬回了李大庄，教室设在一个农户的一大间西厢房里，学生有20来个，女生还是3个。在这一学期，我有两件事记忆深刻，一件是李老师注意品德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用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长大当个红色接班人来教育一个个幼小的心灵，从20个学生中评选出5名品学兼优者加入少先队组织，当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胸前佩戴鲜艳的红领巾，让其余同学羡慕不已，以此来激发全体学生天天向上，而我就是5人中最先当上少先队员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非常喜欢我，我也感到非常自豪、非常神气，从此学习更加卖力，更加听老师的话。

　　另一件是当年麦收后他为了搞勤工俭学，免学生的学杂费，带领大家到麦茬地里刨半夏（一种中药材）卖，我在刨时，比我大一岁的李长法同学抢着往外扒土，由于年龄小，不知防备，结果发生我扬起的抓钩（两根铁刺，比钉把短小）往下刨时，不小心碰着了他的前额，顿时鲜血直流，他用手捂住伤口嚎啕大哭， 可把我吓傻了，既懊悔又六神无主，害怕极了。这时李老师几个箭步跑过来，并没责怪我，反而安慰我，是他没注意安全，一边掏出自己洁白的手绢立即扎着伤口，又就地找剔剔牙叶（一种能止血的草）捂住，一边赶紧抱住他找本村的赤脚医生进行包扎处理。由于伤口处理及时，加上伤势不重，两个星期过后，李长法又能上学了，可是，额头上的伤疤至今还有，每当想起此事，我就感到内疚。直到今春回老家再见到他。他的妻子还开玩笑地说，你还记着给你老哥额头上留下的永久纪念不？我说，那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事情，咋会忘记？我对不住他，而今他也当了本村学校几十年的老师，十分理解地说，那都是儿时不懂事干的，我也有责任，你也不是故意的，从来没有记恨过你， 留这样的痕记那是咱老同学的缘分，也是咱当年积极响应李本性老师勤工俭学号召的结果啊！

　　当我升入小学二年级时，不知是啥原因李老师不教我们了，上级又给我们从十多里外派来了一位比他大四、五岁的王老师，也是男性，学校也搬到东边邻村朱氏桥西队一位农民的家院里，教室为两间，同样是复式班，学生增加到33人，分四个年级，办学条件稍有好转。后来才知王是公办老师，属在编的正式教师，而李是“耕读”老师，非正式的，已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可是，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最好的启蒙老师，总是想念他，时时牢记他“要有大出息”的教诲，每当偶尔见到他，我都肃然起敬，古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啊！

　　经过“文革”后知识分子错划右派平反，到1980年李老师被重新安置到本县一人民公社农技站当技术员，我正在读师范，听说后我打心眼儿里替他高兴，党和国家总没有冤枉一个好人，也总不会长期埋没人才。可是好景不长，三年后他厄运再次降临，突发癌症而英年早逝，这时我也正在一所中学教书。当我很晚见到他接班顶替的大女儿（教我时所带的女儿）得知此噩耗时，李老师已经离世百天了，我心里特别难受，当日写下了一篇日记，其中就有几句：“我的启蒙老师，牢记您劝我上学时的那句话，‘只要好好读书，就会有大出息’,今天我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也正在有大出息，还没有来得及跟您汇报，您却离开我了啊!李老师，一路走好！”

　　现在，每当我看到那页日记，我都热泪盈眶，浮想联翩：人生短暂，似水流年。我的成长，我的人生走过的几十年，正像著名作家柳青所言， 关键就是几步，教育我、引领我、提携我、帮扶我、支持我的人大有人在，而最应该感谢的人之一就是启蒙“耕读”老师李本性，他是我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引路人，是他最初的传道、授业、解惑教育引领我走上“好好读书，做一位有大出息的人“之路，从小立下鸿鹄志，长大当好接班人。我虽不才，但曾经也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党和国家的一名基层干部，可以自豪地说，我的今生，不管从事什么岗位，都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夙夜在公，尽职尽责，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我的余生，也将会与时俱进，保持晚节，老当益壮、拒腐防变、老有所为！

　　教诲人生，不在于为师时间长短；为人师表，学生感念于天地之间。 李老师，您的学生再次请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