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旺

　　这个话题应该是中国作协主席说的，至少是中国文联的某个资深人物才能说的话题，不是我这样的作家所能搬得动的。但是，国家兴旺，匹夫有责，所以，我也可以说一说。

　　应该说，余华的作品《活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真实，艺术上也非常成功，但是他的作品《许三观卖血记》就很不怎么样，至少，从政治标准看是不怎么样的。如莫言所言，文学不等于政治，甚至文学大于政治，就算是莫言这句话无可挑剔，那么，我觉得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不管时代怎么变迁，社会怎么发展，甚至可以说，文学在一万年之后还是要有政治标准的，只不过，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政治标准而已。从广义来说，任何反映社会主流、昂扬向上的作品，其政治标准都是正确的，反之，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如果说，中国的政治在半个世纪的历史中，适时地反应了社会进步，实行了必要的社会变革，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那么中国文学在近三十年至少是近二十年出现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毛病。

　　我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末期甚至是七十年代的作品，大量的高大全的文学形象充斥社会，大量的过分崇拜领袖的作品随处可见。可是历史的车轮仅仅碾过三十多年的车辙，中国 文学就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变化。按理说，变是对的，不变是不对的，可是，除了出现了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或者出现了政权的彻底变化，文学作品都不能有方向性的变化，要变也只是在内容和细节上的变化。在世界文学范畴来说，作为中国文学，作为中国人，爱国这个主题，或蕴含在其他大的主题中的爱国情节，始终都应该是不变的，即使对于祖国的批评或者抨击，也应该是有限度的，有热心的，而不是唯恐中国不乱，唯恐外国人不高兴的一类。

　　在我看来，近三十年来，不管中国的那些大作家多么地声名显赫，不管他们多么地炙手可热，不管他们的艺术水平多么地值得称道，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那就是——————以文学要真实为借口，全盘或者部分地丑化社会，丑化中国。无论是莫言的作品，还是余华的作品,很多作品在描写中国人民如何缺吃少穿，如何靠卖血度日。以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莫言的《蛙》为最甚。包括刘震云的作品，也有大量描写中国人民如何贫困，而不是描写中国人民如何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作品。

　　不容质疑，中国，和中国人民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确存在过困难甚至苦难或者是特别苦难的日子，但是，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作为中国的作家，我想不可拿臭脚当成奶酪，一遍遍地把某一个苦难的细节放在显微镜下放大给世人特别是给外国人看，给外国人听。伟大的先哲毛泽东曾经说过，“气可鼓，不可泄。”毛泽东才刚刚离去三十多年，他的话就被世人特别是中国作家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学的悲哀。这三十多年，在特定是历史时期也许是漫长的，可是在人类历史上却是很短的一瞬间。

　　这样的作品其实是作家生活经历的反映，所以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生活真实，作为生活真实，不是不可以反应，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样的描写，而置中国人民战胜苦难，和困难于不顾，无视中国人的伟大毅力和伟大精神，那么这样的作品体系是不是过于偏见，过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过于自我悲观，过于想走捷径以博取人们特别是世界人民的眼球，过于抓住芝麻，丢了西瓜呢。这和中国现代的伟大文人——————鲁迅先生的爱国情节是不是相差太甚呢。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好好扪心自问，特别是中国作家更要多多地拷问自己的良心，看看自己为中国文学做出了哪些贡献。

　　即使这些作品和作家的生活经历有很多关系，这些作家，这些作品的夸张性，特别是这些作品的方向性都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事实上，中国这么大，有些地方可能如作品所反映的那么困难，那么苦难，可也并不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毕竟，那样的地方还是极其有限的。

　　不错，自从建国以来，中国的老百姓的确发生过吃的问题，甚至和执政者有些关系，可是，我们扪心自问，1949年以来，中国的执政者带来的更多的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呢？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特别是中国的作家要先搞清楚，不然，这些作家的作品就真不知道是代表中国的现实还是外国的现实，或者是中国某一个村子的现实呢？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那样的作品是不能看作是中国文学的，那只能说明作家的艺术水平，而不能代表作家的整个创作水平。如果认为中国的执政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只有苦难，那么这样的认识水平是极其低下的，也是很不全面的，是错误的和荒缪的。据我这个六零后的人看，中国的执政者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是有很大功劳的，他们带领人民送瘟————————治疗血吸虫病，带领人民兴修水利，，带来人民勒紧裤袋过紧日子，节约资金造原子弹，氢弹等高端武器，一句话，带领人民开天辟地。这样激动人心的作品只是在石钟山同志的作品中看到一小部分。毕竟，石钟山同志是个爱国的作家，是能够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

　　以上那些感天动地的生活为什么很少有人去反应，这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为什么很少有人去创作，这是个十分严肃和重大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学界更是第一位的问题。

　　难道中国文学非要让外国人看了舒服才好，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文学就严重跑调了，因为中国文学首先是给中国人看的，而不是为了博取一些外国人的欢喜。也许毛泽东说过的话有些偏激，诸如“凡事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话也许过头了一些，可是，中国的文学一定要首先给中国人看，然后才是给外国人看的。首先要让中国人看了高兴才好，至于外国人，友好的，当然可以让他看了高兴才好，不友好的，让他看了之后气得半死才好呢。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中国文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看过太多的长篇小说上赫然印着“外国人的评价”之类的文字，我觉得中国中国作家，一个中国著名作家，纯粹以外国人的看好为标准是很别扭的，是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的，也是让中国人看过之后很不高兴的。堂堂的中国人的作品为什么要看外国人的眼色行事呢。中国早就可以说不，不是现在，我的印象是毛泽东时代的七十年代。如果现在还不敢说不，那不是莫大的悲哀甚至是倒退吗？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年轻人已经模糊了文学的政治标准这一说法了，甚至根本不知道政治标准为何物。什么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呢？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比如在中国，在北京，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方要做一个纪念堂，这个纪念堂建得有没有美术效果，工程质量怎么样，建筑材料是些什么，质地怎么样，这些都属于艺术标准；而这纪念堂建好之后，到底是用来纪念谁的，里边到底躺着谁，是中国开天辟地的一代伟人，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甚至是外国侵略者中的大罪犯， 这是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方向性的问题 就是政治标准。

　　应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宗教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开明和进步。不过，某些地方因为过于放宽，文学上的大胆已经到了无人干涉的地步。其实过分的大胆是作家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因为这种大胆已经有些离经叛道了。在中国，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本来是作家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可是，有时候，人民看到的不是优秀的作品，不是鼓舞人心的作品，而是与之相反，看到的是让人越看越丧气的作品。于是，人们看不到优秀的中国作品，就到所谓的韩剧等等一些小小民族的文学中寻找乐趣，这是中国受众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归来兮，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