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昀清

　　2014年9月18日上午，单位同事传话给我说我岳父找我有事，叫我速回电话。此时，我一摸口袋才想起手机还在卧室充电呢，就急忙跑回卧室。一看手机，竟有多个未接来电，全是在周至六中当门卫的岳父拨打的。我立即回拨了过去，岳父问我认识我校同事乔信森的父亲乔映威不？我说不认识。又提醒说，乔老师前段时间出了本快板集，受到了上级好评。

　　我让他直言其事。他才说，是周至六中的乔映威老师委托他告诉我说县政协有个什么会，让我和乔老师联系，并把乔老师的电话告诉了我。我便给乔老师打了电话，乔老师告诉我，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李瑞祺会长委托他给我传话的，说下午在县政协四楼会议室要召开一个会议，邀请我参加，还将李会长的手机号发给了我。

　　我便立即给李会长打电话，不巧他正在通话。不一会，他主动打了过来，李会长刚一开口就亲切地问候说：“纪老师好，给你打了好多次电话，就是无法打通。”

　　我便立即解释道：“我原来的手机卡给锁住了，由于原卡是办卡人给我用陌生人的身份证办的，因而无法解锁，致使存在原卡里的包括李会长在内的所有人的手机号码全部遗失了，因而无法与李会长联系。”

　　李会长温和地说：“正因无法联系到你，才委托乔老师传话给你。下午两点半在县政协四楼会议室，召开中片历史文化研究会。恳请你参加，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呦。来时，请带上你的研究作品和20元通讯录工本费。”

　　提到作品，我有点为难，就进一步解释说：“我写的东西大都是散文随笔、杂文、短篇小说之类，与咱研究会的要求不大符合。可能难以提供。”

　　“那你就尽量选一两篇和历史文化相关的作品提交上来。”李会长依然态度和蔼。

　　“关于这点，可能会让您失望。不过，我保证下午一定到。我得先向领导请个假。”李会长最后又再次叮嘱说：“不管怎样，一定要来。”我满口应诺：“一定到，决不食言。”

　　请完假，吃完午饭，我就立即打车前往县政协。没想到，公交车速度太慢，耽搁了时间，等倒车打的到县政协时，时间已过两点半。我连颠带跑，好在会议尚未开始，正在发资料的李会长一见我，就伸出手亲切与我相握，并向坐在旁边的任齐斌副会长介绍说：“这就是纪昀清。”任副会长点头向我问好。我轻声问候说：“任老师好。”

　　待我在软椅上坐定后，李会长转过身提醒我说：“纪老师，麻烦你把20元工本费交一下。”我便提前将准备好的一张20元纸币递给他。他立即将三本文史刊物和一本手掌大的暗红色封皮通讯录递给我。当时我一看双刊封面，立即惊呆了：前两本是2013年第一期和第二期《周至文史》，第一期正面为白背景，中间配有“古骆国遗址”彩照；第二期正面为橙色背景，中间配有“丹阳观玉皇楼”彩照；第三本是2014年第二期《周至文史》，正面为蓝色背景，中间配有古色古香“阅览室”彩照；三本最醒目的是“周至文史”，四字皆为橙色，四周以白色描边，四字下均注有大写汉语拼音；左上角皆印有“周至文史” 红圆形篆体印章标志；下方两行均以黑色字体分别印有“周至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主管”和“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主办”字样。这三本文史刊物和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当天所发的2013年第一期与第二期《周至文史》内刊资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头次所发内刊，未公开出版，纯属简装印制，仅限内部使用，不仅其貌不扬，封皮与目录合二为一，无配图不说，而且内容也无分类版块，页数也分别只有45、46页，乍一看就像给学生印制的练习题；而本次所发刊物，业已公开出版，不仅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内容也丰富多样，仅版块就至少有13至16个之多，可用“改天换地”来形容，如果要说美中不足，就是没有将文中的插图像首次所发的《盩山厔水》刊物那样变成彩色。

　　再仔细端详，才发现2013年第一期、第二期《周至文史》精美版是对原来2013年第一期、第二期《周至文史》简装版的再次更新：

　　原第一期《周至文史》，原作保留12篇，仅有4篇未保留，有2篇只更改了标题名称，内容未变，且新增文章16篇；原第二期《周至文史》保留原作12篇，仅有3篇未保留，且新增文章18篇；2014年第二期《周至文史》收录文章28篇。以上刊物，均按照版块类别进行了归类，纵观目录，一目了然，页数也均增至64页。唯一不变的是纸张小均为A4。

　　令我惊讶的是，就连那个简单的通讯录，都制作的如此精美：皮质封面上印有金色“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通讯录”字样，内容包括：《周至县党史办公室关于成立<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审批意见》、《周至县民政局关于成立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批复》、《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章程》、《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机构》，最后是《会员通讯录》，共收录108名会员，其中女会员8名。不仅各会员配有彩色相片，还有姓名、性别、住址、电话、职务等详细信息。我的信息自然也在其中。

　　我浏览完文史刊物和通讯录，就认真聆听各位老师的发言。李会长反复强调说，每人发言5分钟，最好围绕如何促进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发展而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与会的各位老师大都是退休的老干部。由于对县域历史文化的热爱才聚在一起，不计得失，只为探究历史真相。有的为查证名人轶事、域名、文物来历，风雨无阻，天南海北调查走访，有的为查找佐证资料，远赴北京图书馆，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他们的敬业奉献精神令我敬佩有加。即使有“争吵”，也源于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从无个人恩怨。

　　其中，两位老师的“争吵”，令我印象颇深。起因是侯家村镇二龙村的赵铭志老师发言说：据北京某份最新资料说，道家始祖老子是山东人，而不是官方所说的河南人。这一点，当即引起了马召镇枣林村杨光辉老师的极力反对。

　　杨老师直言不讳地反驳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召开历史文化研究会，其目的就是还原历史真相，而不是标新立异，信口雌黄。老子是哪儿人，早已有定论。我们无须花费时间在那儿较真，但也不许胡说八道。我们不能给后人留一笔糊涂账，凡事要讲真凭实据。如若不然，成立历史文化研究会还有何意义？会场一片哑然。随后李二曲后人李刚老先生等人也相继作了发言，李刚老师发言条理清晰，内容深刻，也对杨老师的观点深表赞同。任副会长对各人的发言都逐一做了详细记录。

　　随后，李会长亲自邀我发言。

　　我沉思片刻说：要说建议谈不上，因为我是新人，自认为还不够资格。那我就谈一下自己和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渊源和它对我的影响。

　　要说渊源不得不提两个人。

　　其一是徐荣斌老师。2013年12月29日清早，我哥——就是现在在周至县教师进修学校教音乐的纪自钊老师，年轻点的老师可能都知道他。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徐荣斌老师发现我在周至论坛上发表了好多文章，特意邀请我上午8:30去县政协参加一个会，说是具体什么事让我和徐老师联系，随后便将徐老师的手机号发给了我。我按照徐老师的提示按时到了县政协四楼会议室。到了，我一眼就认出那个正在收会费的老师就是徐荣斌。之所以认得他，是因为周至论坛徐荣斌个人空间上有他发布的照片。

　　其实，徐荣斌老师本人我不曾见过。只是在周至文学论坛上读过他写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罗列了从古至今周至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我看完后，吃惊之余也倍感自豪。我当时就下决心也要像他们一样多写文章，当名作家。当面见了他，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不知道会议内容究竟是干什么。我原以为是个散文学会。没想到我参加的竟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成立仪式。

　　经过李瑞祺会长宣读了名誉会长、副会长、顾问及理事等职务名单后，我才明白，原来徐老师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副秘书长成员之一。

　　其二是周至县文联主席国稳社老师，他的散文评论集《彼岸的芦苇》就是我去年加入西安市作协时，市作协送给我的，他是西安市作协首届签约作家之一。我一口气读完了他的作品。没想到竟有幸在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之日见到他的真容，而且他也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8名顾问之一。本想在散会之后和他聊一聊。不巧，他讲完话之后，因有急事就中途离开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让我改变了对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偏见和认识。

　　要论影响，首先是毛水龙先生。在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前，我就在周至论坛上看到过他写的《让英雄妈妈含笑九泉 让蒙冤史官洗雪耻辱》一文。该文讲述了革命妈妈陈秀贞舍身救护习仲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故事。这篇文章让我记忆犹新。没想到毛水龙先生也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2名理事之一。而且他的这篇文章作为首篇就刊载在2013年第二期《周至文史》简装版内刊上，后又刊载在2013年第二期《周至文史》精美版“特载专栏”上。这又增加了我对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认识。

　　其二，是李瑞祺会长。自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我就受他电话邀请先后参加了两次文化活动。第一次，是李会长一天晚上打电话告诉我说，要在财神庙演艺大厅举行一个关于财神文化的主题讲座，届时邀请我准时参加，时间未定，先让我做好思想准备。几天后，他又打电话说，财神文化讲座定于2014年3月30日上午，再次邀请我参加。我答应了，也按时参加了由曲江财神文化展示区、周至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和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中华财神赵公明》主题讲座。我认真聆听了全国财神文化发展促进会监事中国曲江财神文化展示区财神文化顾问李聚财先生的精彩讲座后，犹如醍醐灌顶。我一直受《封神榜》的影响，自小就以为赵公明是个反面人物，听完讲座后，方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原来赵公明是华夏正财神，周至集贤镇赵代村正是他的故里，自然也是我们周至人的骄傲。听完后，我还邀请会员惠智勇老师用我的手机给我和李会长在财神庙合了一张影。之所以要和他合影，是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老人发挥余热、呕心沥血——宁肯垫付工资也要推动历史文化研究会活动正常开展的精神劲头，这一点令我敬佩不已。

　　他的人格魅力和鼎鼎大名，我早已感同身受。

　　第二次，就是今天早上李会长打电话诚心邀请我务必要参加今天这个会议，对我的称呼始终都是纪老师。在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面前，我实在不敢承受。因而也颇为感动。他还反复提醒我要带上自己的研究作品。我回答说，我善于写散文随笔、杂文、短篇小说之类，对于研究县域历史不太擅长，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作繁忙，就连暑假都一直在为学校整理创文资料，因而无暇去调查研究和考证。因而也就谈不上提交什么研究性作品了。

　　其三，是已故书法家赵越先生。他和我是同村人。他写的《刘秀系马神灵寺古槐树 乾隆旨勒纪乃绩行孝坊——尚村镇神灵寺村史话》一篇文章令我震撼不已。而我就是在神灵寺村自小长大的。在刚发的2013年第一期《周至文史》新版上看了他的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神灵寺村和我村11组洞上的渊源和历史。尤其是文中提到的“纪乃绩行孝坊”，我小时就在那儿玩耍，没想到却对它从未留意过。要不是赵先生的遗作传世，我还真不知道它的来历。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也让我思考了很多。而这些震撼和思考归根结底都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带给我的。

　　最后，我发自肺腑地表态：虽然目前我无法提供研究性作品，但我会积极参加研究会的任何一项活动，并会将这些刊物带回去好好品读，不断向各位前辈学习，我会将严谨的治学精神传授给学生。我也对杨光辉老师刚才的观点深表赞同，尽管他的言辞很激烈。但是他也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别无他意。我想我们就应该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研究历史，探究和还原历史真相，不要让后人看了我们的研究资料后还稀里糊涂，再将我们的论断推翻，我想我们留给后人的应是不容置疑、明明白白的历史。

　　我发言的时候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条理清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掌声和好评。各位老师目不转睛、聚精会神的聆听，也更加激发了我对历史文化的向往。

　　李会长有事要提前离开，会议交由任副会长主持，临走时还叮咛任副会长：会后请大家在饭馆吃碗面后，再让大家走。

　　我一看手机，已快六点，由于怕赶不上回去的公交车，只得向李会长握手告别，临走前也向任副会长打了招呼。李会长再三挽留我吃碗面再走，我说晚上还有自习，就同他一同走出会议室，他边走边夸赞我的发言很不错，还不断鼓励我要多写县域内研究性作品。我欣然应诺。

　　现在回想起来，更让我对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刮目相看的是，2014年央视元宵节晚会由曲阜、王声表演的相声《学富五车》，错将“财神赵公明”说成是户县人一事，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当时看到《西安晚报》关于这段相声的报道时，我也心存疑惑，但却没放在心上。没想到今天聆听了李会长关于此事的解释，我才明晓一切：原来，曲阜、王声两名相声演员之所以亲赴财神庙为周至观众表演节目，以示道歉，竟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辛勤努力的结果。这一点足以鼓舞人心，也让我对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之后，我无意中在徐荣斌的论坛个人空间看到了“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县作协于2014年3月2日上午联合为教师乔映威举办快板集作品《韵声载道》发行座谈会”的报道。李会长还宣读了历史文化研究会的贺信，并阐述了这部书对弘扬周至历史文化的重要意义。由此，我才明白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在推行和弘扬周至文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这段往事，令我终身难忘，因为它改变了我“误撞”的初衷和灵魂。

　　201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