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刚下放那些年，每逢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小满到来的时候，乡（当时还叫公社）里都要起会，记得当时好像叫做“物资交流大会”。不过，村民们仍然习惯地叫它“小满会”。一是时间上正是麦梢黄的时候，恰好赶在小满节气前后；二是这个时候起会，实质上也是为整个麦收做准备的，乡民们可以趁机添些镰刀桑叉木锨扫帚纤绳等麦货，又可看看戏散散心，高兴高兴地攒攒劲，因为很快就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麦收战斗中去了。

　　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市场还未完全放开，一些主要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还是靠国营商店经营。虽然有了相当多的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出现了饮食服装娱乐服务等个体私营，但整体来说，市场经济仍不够充分。不过，“包产到户”的土地改革，焕发了劳动者的无限的激情，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大会一方面活跃了乡村市场经济，为麦收做了充分准备；另一方面也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在当时农村的集中展示。

　　我的老家东王营乡，距县城较远，属于新设的乡镇，是个偏僻的小乡。乡所在地，地盘不大，只有东西南北两条街，政府的主要部门就在街的两旁。围绕街中心，东西街靠东的南北两侧，分别是粮管所和供销社，粮管所东面有个新建的电影院，供销社东面是卫生院，再往东就是槐树林了；靠西的两侧，路北是乡政府，路南有一片空地，栽着成排的白杨树，再往南是一个农技推广站。南北大街靠北的东西两侧分别是煤站和木料行，邮电所好像也在那边；靠南的东边主要是粮管所的仓库，西边是土产公司，再往南便是乡中学了。

　　为了营造声势，扩大影响，乡里对大会非常重视，想了很多办法。每次起会，乡里都不惜花钱请两台大戏，规定本地的杂技团、唢呐队必须出场献艺；要求乡里相关单位做好宣传，划定区域，分片管理。另外，还专门成立了的会场执勤组，每个管理人员都必须佩戴红袖章，手拿水火棍（一头红一头蓝的短木棍）上岗，流动巡查，维持秩序。记得当时的两台大戏，戏台都搭在了南北街上，一台在街北头的木料行附近，坐北朝南；一台在街南头的乡中学附近，坐南朝北。两台大戏遥相呼应。

　　按照当时的规定，粮管所、供销社、土产公司门前各自摆放着与自己门类相关的货物或商品，乡政府大院前是卖各式各样农具的，路南空地白杨树下成了临时的牲畜交易市场，杂技团唢呐队以及娱乐类的玩艺都集中到了卫生院前的一片场地上，电影院门前也就只有几个卖甘蔗瓜子和水果糖什么的。最热闹的要数街中心那一片，路两旁摆满了高高低低的小摊。有的货物就往地上一堆，有的放在自己的车子上，有的临时搭个架子，还有的栽些杆子，扯上绳，把东西挂起来。两台戏中间那一段，烧汤的，卖饭的，推车的，算卦的，加之一些自由流动的小商贩穿梭其间，叫卖声吆喝声响成一片，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真是热闹非凡。

　　当时的会期一般都是两三天。听说要起会，人们常常是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除了有生意的，要提前抢占有利的地盘之外，就是普通人家也会事先有个打算，要穿什么，要添什么，甚至要请谁和自己一起看戏，都做到了心中有数。记得起会那天，我们家就经常分成几班，我哥是打前站的，他饭碗一推，说有人叫他，便匆匆地跑开了；接着是我妹，她梳洗打扮之后，和村里的姐妹一起欢欢喜喜地走了；然后是父亲收拾好架子车，让奶奶坐上，我和父亲一替一歇地拉着，慢慢地上了路；母亲不愿意看戏，也不爱打热闹，每次都是由她守在家里。

　　记得当时唱的戏，每年大体都一样。尽管两台戏分别唱的是不同的戏，一般是一台包公戏，一台杨家戏，但好像整个中国历史就只有一个大宋朝似的，文也大宋，武也大宋。想来大宋王朝，软弱无能，事情也就是多。一个包公，就有《狸猫换太子》《包公下陈州》《包公放粮》《包公铡陈世美》等一连串的感人故事；杨家戏则更多，什么《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四郎探母》《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等。但每场戏都忠奸分明，爱恨情仇，情节感人，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百看不厌。

　　我当时并不爱戏，觉得男男女女花花绿绿没有太多不同，黑脸白脸，白的太白，黑的太黑，纯属作戏；尤其是节奏缓慢，罗鼓家伙敲了半天，人物啊啊了半天也不知道唱的什么；有时唱了一晌午也没有拿着奸臣，下午接着唱，下午结束不了，晚上再接着唱，一部戏管唱上整整一天。所以，把奶奶送到戏场，找了个较好的位置，接过父亲递来的两元钱，我就自找乐趣去了。

　　我一般爱看别人套圈，有时看到不远的距离，竹制的圈圈在光滑的瓷碗上晃动，差点成功，不免为之心动，手也是痒痒的。但我很快就会告诉自己，手里的钱是吃饭的，套个碗有啥用。于是便离开了，到卦摊上瞧瞧，看看占卜者神秘兮兮要卜者一脸虔诚的样子，感到十分可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思。电影院出进的是男男女女，听说里面也比较乱，更重要的是收钱，哪怕只有两三毛，我也不愿意去。杂技多是翻翻背栽，椅子摞多高的那种我觉得很危险，看上一阵，也就悄悄地避开了。

　　我去的最多的、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便是卫生院前面的斗鸡场。那时的斗鸡好像是自愿的，每人各自抱着各自的，看家虽不算太多，但也稀稀疏疏地围了个两三层。由于我乡处于淮阳周口西华三地结合处，每每起会的时候，往往吸引很多地方的人。记得有个来自周口的年轻人，抱了一只秃鹫似的斗鸡，腿长长的，浑身没有多少毛，猛一看好像光裸似的，只有尾巴和脊背上有少许的毛，其中还有一根格外长，在尾巴上翘着，橡根飘扬的旗帜。那人先不入战，抱着鸡只是在一旁观看。

　　等到斗过好几轮了，有的鸡已经灰溜溜的败下阵来，只有最后两只鸡了，仍不见他有什么动静。终于决出胜负了，那只胜利者高高地昂起骄傲的头颅，面向他的主人鸣叫了两声好像是报捷。主人走过，摩挲了几下鸡的脖颈，看看众人。那意思好像是说，还有要斗的吗？这时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年轻人怀里的那只“秃鹫”。鸡主人仍不发话，这时得胜者用一种蔑视的神情扫了一眼年轻人，很得意地说：“敢不敢试试？”年轻人用嘴轻轻地咬了一下那根长长的毛，慢声细语地说：“试试就试试！”说着把鸡撂进了赛场。

　　说是赛场，其实也就是用网子拉起来的一个不大不圆的圈子。得胜者没有想到一句激将的话，竟又赢得一场厮杀。他看了看了今天给自己挣足面子的“老朋友”——那只心爱的鸡，心里有些矛盾，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况且人家已经把鸡放出来了，斗就斗吧,反正就剩这一战。于是，他松开了手，两鸡开战。初开始，“秃鹫”只是躲躲闪闪，那只德胜之鸡乘胜追击，连连跳起，向“秃鹫”猛扑猛打；“秃鹫”只顾自保，满身是伤，鲜血直流。德胜之鸡的主人瞥了年轻人一眼，年轻人镇定自若，观者皆惊。眼看败局一定，只见“秃鹫”猛地一跃，腾空而起，双爪紧缩，那德胜之鸡还未转过神来，便被死死地击倒在地，再也无力站起，众人无不惊骇，继而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等我看过斗鸡回到奶奶身边的时候，戏已经结束，奶奶还陶醉在《穆桂英挂帅》的唱腔中。我说起看斗鸡的事，她先是感到震惊，后来却转变成了恼怒。愤愤然地说：“斗什么斗，还没有斗够啊！看什么看，真是晕了头！”一点也不假，奶奶的话，真的让我晕了头，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是怎么惹了她。恰好这时，父亲买饭回来，一只手里掂了一捆刚出锅的油条，金黄金黄的，一只手里端了一碗汤，说：“中午就不再回去了，买些吃点算了。我给你奶称点油条，喝点豆沫好了，看你咋吃？”我说：“我兜里有钱，不用管我！”说及斗鸡的事，我把奶奶的话给父亲学了学，父亲叹口气说：“你不知道，过去那个年月，人都像乌眼鸡似的发了疯。你奶奶是斗怕了。”我有些明白了，便点了点头。

　　直到下午戏散场，我们才回去。父亲买了一把扫帚两把镰；我花了五毛钱从书摊上买了一本《小词典》，很喜欢；哥哥说他们什么也没看，在杨树林里打了一天的扑克牌，怪来劲的；妹妹说她和小姐妹们看电影去了，真好看！回来时，只有父亲给母亲捎了一兜水煎包，还热着呢。母亲笑笑说：“你们吃吧！”说着给奶奶往碗里夹了几个。我们都说：“大家看也看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都有收获，只有你了。”“谁说我没有收获”，说着母亲便拿出一对新的松紧口黑条绒布鞋，“看，这就是我的收获！等戏结束，我给你们每人做一对。鞋样我都预备好了！”一家人一齐向她投去了敬佩的目光，然后全都笑了。

　　农村这些年，发展变化真是太快了。平时就很少有年轻人在家，大都外出打工挣钱去了。农忙时节，才回来不几天，收种都是机械化操作，根本用不着当年那些所谓的麦货了。物资交流也不需要以大会的形式展开了，现在的市场多自由，农村也是小超市，配货统一由供货商车运到家。但那种形式隆重热烈、让人兴奋不已的小满会，毕竟是乡村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留不住的岁月，留不住的小满会呀，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