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有故人来（三篇）

　　梅子姑

　　梅子姑是那种让人永远怀念的女人。

　　梅子姑并非我的亲姑。父亲只有哥仨。但我从小就以为她是我的亲姑，因为她和父亲情同手足，亲如姐弟。他们共有一个爷爷，从小一起在农村玩大。后来，姑嫁到了离家不远的另一个村子的邢姓人家，父亲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调任专署教育局。我是在父亲离开家乡后才出生的，所以和姑姑见面并不多。但只要父亲回家乡赶集，过红白事，或是盖房子，都会带上我，每次也都会在姑家歇脚，看望他的这位堂姐。至于他们的童年往事，父亲从未提及，我一点印象也没有。父亲常说的是这一句：“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中学时代的我，从城市来到乡下玩，很是新鲜。田野风光，青草气息，袅袅炊烟，都让我迷醉。特别是夏夜，我喜欢和表弟表妹一起，在宽大的平房顶上玩耍，嬉戏。晚饭后，登着木梯爬上房顶，往竹席上一躺，吹着凉风，望着深蓝天幕上的满天星斗，那叫一个惬意！每到这时，总能传来院子里梅子姑的喊声：“可看好了呀，千万别睡着了滚下来！”“拿着单子，凉了就盖！”姑姑的叮嘱传来，我们几个会故作大声地应答着，然后一起大声顽皮地笑：“我们又不是小孩子，知道的！”随后又听到姑姑的嗔怪，“不是小孩子是啥！”

　　天刚亮，早起的姑姑必定会喊我们下去吃早餐。那时农村很穷，姑姑还是倾其所有，摊鸡蛋煎饼，每顿都让我吃个大饱。我知道，我走后，这样的伙食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那时姑夫还生着病，细粮主要是供姑夫吃的。

　　大多数过节、赶集是在爷爷家。梅子姑每次会早早赶过来，挎着水蓝色包袱。印象中，姑姑身材高挑，梳着发髻，穿着侧襟布衣，裤角是包着的，永远一副干净清爽的样子。脚是裹过的小脚，走路时明显发晃。只要亲戚聚会有姑姑在，必定是她挽着袖口，洗菜切菜，刷锅刷碗，忙个不停。男人们喝酒吃肉时，姑姑是不上席的，她一直在灶台旁忙活。

　　我在城市的家里，偶尔会看到姑姑来。每次都要带来一些瓜菜、花生、小米等土特产。那时我们兄妹6个，尽管全家经济拮据，日子过得紧巴，只要姑姑来，还是可以见到肉片，吃上一顿饱饭的。我们家里每逢有困难了，父亲总会捎信给梅子姑，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姑姑往往会出人意外地雪中送炭。大哥是家里第一个结婚的男孩，女方需要彩礼，要制办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和白山牌自行车等三大件。父亲从同事处借了钱也没凑够。这天晚上，天已很晚，正当父母为哥哥婚事缺钱而发愁时，姑姑推门进来了。她走得急，一进门气喘吁吁的。没顾上喝口水，先打开蓝皮包袱，取出一些钱交给父亲，说：“我筹集了些，先拿着用，婚事总要办得像个样子。”

　　时光飞逝，人生易老。我们的父辈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变老。父亲20年前以处级待遇离休，他得以有更多的闲睱回家乡看望梅子姑。姑姑到城里来得少了。我再见到她时，则是在北京301医院附近的小旅店。表弟、表妹陪着梅子姑来检查身体。大凡家乡的人能来北京看病，那病着实严重得很。我提着一些水果和牛奶走近躺在床上的梅子姑，她苍老、瘦削得厉害，两颊瘪下去，眼神茫然，头发枯黄。她没力气说很多话，只记得临走又重复说，“不要再来看我了，你工作太忙，啥事也不能误了工作！”一走出旅店，我的泪便止不住。我的梅子姑！你对我的好我无以为报，面对你的病，我又无能为力……

　　没多久，传来梅子姑去世的消息。我陪着父亲赶回家乡吊唁。父亲神色呆滞，悲痛难抑。我想，他一定会忆起童年时和梅子姑一起玩耍的情景。上辈人之间的情感我们无以知晓，他们在晚辈面前很少表露出来。梅子姑去世没几年，父亲也离开了我，追随他的堂姐去了。

　　前年夏天，我又回家乡一次，顺道看望表弟一家。梅子姑当年计划中的院子经过了翻盖，一切都是新的了。只有院内那棵葡萄树是梅子姑在时栽种下的，如今根粗叶肥，葡萄藤爬满庭院，一串串“巨峰”透着紫红色。站在树下，我不由地又想起了梅子姑……

　　想念李老师

　　李老师瘦得厉害，甚至可以用到这样的形容词：瘦骨嶙峋。

　　我1987年夏到北京读研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是那么瘦，细手腕在袖管中显得空荡荡的，手背脉络分明。我总想，李老师为什么不多吃一些？比如连着吃几碗红烧肉，定会胖起来的。

　　不知道他年轻时一直这样瘦，还是后来瘦下来了呢？听另一位身材魁伟的张老师说，李老师性格耿直，一身傲骨，但此生命运多舛，早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历次政治运动都会被收拾一番，几番狂风暴雨下来，李老师焉能不瘦？况且他还有严重的胃病。

　　李老师是南方人，一生从事新闻业，有妙笔生花，又有锐敏洞察力，快到退休年纪了，才转到新闻学院教书。他是我的班主任，但从没摆过架子，和我们平起平坐，把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一样管理。有一天，我向他诉说两地分居而想念外地的妻女时，他的眼眶内竟也有同情的泪。课程不多时，我会偷偷溜到永定门火车站买张站台票就回家乡了，他即使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我们上课时，说到社会上不平之事，他一口江浙话，会发出最强音，声嘶力竭的样子，我们无不为他的激情而感动。暑假后同学们返校后的第一次班会上，东北的春雷同学谈到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举例一位领导干部买官卖官的事，李老师突然大声说：“这是什么似儿（事儿）？共产党人的脸都让这帮人丢尽了！他妈的！”李老师还会骂人？我们止不住笑，李老师意识到了这是在课堂上，也嘻嘻地笑起来。

　　转眼到了毕业时刻，学生们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碰，都希望留在北京，找一个前途远大的工作。李老师那一段很忙，毕竟他在新闻界熟人多，不停地给我们介绍工作。我的工作也是他和杨老师一起帮着推荐的。接收我的周刊社管人事的周主任和我谈话时，并不避讳收留我的原因，告诉我说：“你们李老师和杨老师可是大力推荐你呢，说你有写作基础，还有地方从业经验。我们相信他们。”有没有老师举荐，真的不一样。

　　那时不兴谢师宴，况且我参加工作后，更是和李老师一个单位了，对安排工作的事，除了同学们聚会，我会专门敬一杯酒给李老师，并没有其他特别的表示。毕业后，我有一位同学，先后换过几次单位，最后分到央视工作，期间因为换工作时户口没有着落，李老师索性让他把户口迁到自己名下，这位同学从此对外称李老师为舅舅。几年后，我们师生一起聚会喝酒，那位同学敬酒时，仍然叫李老师为“舅舅”。

　　不管在学校，还是毕业后到了社会上，李老师对我们总是有求必应。同学们私下里都说，李老师心眼软，好说话。毕业后不久，我有一长篇报告文学要出书，找到李老师，问是否给我写序。李老师愉快地答应了，三天后就托人捎给了我。他在我的《生命与爱的咏叹》一书的序中两次写到自己“年过七旬，历经沧桑”，“我这个年迈老人”，结尾处，他写道：“作者是我在新闻学院教书时的学生，我能为我的学生的这本书作序，感到欣慰，也感到无比的荣幸！”李老师的欣慰溢于言表。

　　几年后，我把妻女从河北迁到北京，落实了户口，分到了房子，并且和李老师住在一栋楼上。这是三叉形状的楼，我住北叉，李老师住中叉。我看到他的机会更多了。越发清癯的李老师，经常领着孙女在院里子玩，享受着天伦之乐。而我，也会领着我七八岁的女儿在院子里玩耍。每次我女儿甜甜地叫他“李爷爷好！”李老师都是一副慈祥的笑容。他看着我进京并在北京打拼，也看着我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然而，平静安逸的生活有一天被打破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李老师，我就问同学迎晖，“怎么这么久没有见到李老师呢？”迎晖说：“他年岁大了，回浙江老家了。”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年岁大了，他就喜欢回到故乡生活吧。

　　但又有一天，迎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李老师去世了！而且后事已经在老家办完了。我一下子惊呆了，半天没回过神，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想，如果在北京，李老师总是要有个生病的过程吧。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呢？我们受到他的恩德，但从未回报过他。到了，他连最后一面的机会，也没有给他的学生们。

　　正是这前后，我的父亲也离我而去。两位老人的离世让我悲伤不己。岁月流逝，上一辈人一个接一个地都走了。他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虽不是天天能见面，但总归可以见到，可以联系到他们。可如今，阴阳两隔，我的父亲，我的像父亲一样爱护着我的李老师，我是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我的第一任科长

　　张科长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位顶头上司。我1987年离开编辑部时，全科同志在那栋3层办公搂前的阶梯上合影。张科长坚持让我立在中间位置。那时的我，青春得志，意气风发。

　　这次离别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张科长。但30年来，每当回顾青春往事，张科长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左手指夹着一颗烟，右手端着一杯浓茶，微笑地看着我……

　　我在编辑部总共工作了5年多，我所在的科室人员几经更新，上一层领导也时有更换，比张科长资历浅的也有提拔的，而张科长却始终如一地坐在靠门一侧的角落里。曾有一次分来新大学生，我说：“张科长，你调到西侧光线更好的办公桌吧。”他说：“我年岁大了，在哪无所谓，还是把最好的位置让给新编辑吧。科里的活还要靠他们干呢。”不仅如此，张科长的外在形象也是几年如一日。夏天是白色衬衫、深蓝裤，其他三季皆一身深蓝装，半新不旧的。偶尔看到他换上了一身绿军装，那是他惟一的在外当兵的儿子给他捎回的衣服。与众不同的是，他四季戴帽子，帽子也是蓝色的。

　　张科长平时话不多，也极少提及过去的事情，关于他的经历我知之甚少，只是偶尔听那些老编辑说上几句。他50年代毕业于北京名牌大学中文系，是那种资历深厚、学识渊博的老知识分子。据说他毕业后先是在家乡的县工作过一段时间，文革前由于出色的写作能力被调到地区的报社工作。所以，他处在文革风暴的中心，反而获得安宁。不像我们科另一位北大中系毕业生，早在大学时才华横溢，发表过几篇文艺评论，被打成右派，从此穷愁潦倒，辗转各处，差不多和我这个高考改革后的大学生几乎同时间进入了编辑部。

　　当然，这和张科长一生谨慎为人做事有关。他深谙中国政治气候的活动规律，只要是领导指示，坚决贯彻执行，从不说半个不字。即使是私下，也不议论时事。作为一位从事政治报道的编辑室的科长，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他能做到把想法憋在肚子里，可见他的政治涵养和世故。我第一年到编辑部时，本想在业务上大干一番，没想到被总编一个指令下放到县里，让我借调参加地委的工作组。这让我大光其火，拒绝参加。那位总编于是在全体编辑会议上不点名批评说一个新同志不服从工作安排。张科长散会后苦心劝我：“你刚来，情况不熟，为这事和领导顶牛，不值，还有以后呢！也就几个月回来了，还趁机可以熟悉熟悉基层。”幸亏我听从了他的劝告，背起行李卷就下乡了，从此也懂得了一点生存法则，知道什么叫“胳膊扭不过大腿”。

　　从地委工作组回来后，我变得“乘”了，努力做到“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为此，常常得到张科长的表扬。张科长那时应该有50多岁，视我为自己的孩子，爱护有加。每次我因私事请假，刚说到“张科长，我想这两天请假——”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他就会说，“去吧去吧，没事的。”他好像并不想等我说出有什么样的私事要办。多年后我回忆，在我和张科长共事的5年多，他从没有因为工作批评过我一句，而且任何时候请假，都不待我说完便恩准了。我的顶头上司，可以这样无条件地信任我，在我的几十年工作生涯中，绝无仅有。我新婚时，因暂时没有分房，张科长竟允许我把那个单间办公室当作了我的新房。白天办公，晚上就是我的小家。张科长对我的“宠爱”真是到家了。

　　那一年，报社办公楼的北面，盖起了3栋宿舍楼，张科长分得一套两室一厅。给张科长搬家时，我因公差没有参加。第二年春节时，我和另一同事去他家拜年。一进新房门，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编辑部德高望重的张科长家中，除了一张木板床、几件旧衣柜，就是那架旧的竹躺椅。我进门时，张科长正坐在躺椅上喝茶。这是他的老习惯，抽烟很凶，几乎一颗接一颗，同时又要喝很浓的花茶。我形容他这是“点火——熄火”的过程。他迎接我们时，还不停地咳，“没办法，一到冬天，就哮喘得厉害。”

　　这是我惟一一次去张科长的家。张科长怎么过着这般家徒四壁，清贫简陋的日子呢？此前，我知道的只是他谦和、低调、谨慎、克己的一面，他背后真实生活的一面，我一无所知。当后来我又听说张科长的家庭生活也并不顺利时，我便为窥到了我十分尊敬的上司的隐私而又怜悯又愧疚。

　　我离开家乡后，曾收到过张科长写于1987年9月7日的一封短信，字迹逎劲而清秀。他写道：“你在编辑部5年，不论工作、学习，还是与同志们关系，都是值得称道的。你走后，领导多次在大伙面前称赞你，并一再强调要多培养几个像你一样的编辑。”

　　据说退休后张科长去了南方，跟儿子过了。以他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为人处事个性，我想，他是希望像彗星一般划过天际，再无声息的人生的。

　　2014年9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