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 东 旧 事

　　------月下李说

　　史 姨

　　在大院里，我留下印象最深也最好的是史大夫了。

　　我叫她史姨，地道的上海人，支援大西北时，一家人就全迁到了西安，丈夫姓严，在市上邮政局做财务科长，人很老实，长的端正，见人总爱打个招呼，接着便吱吱唔唔的说不清话语，你得逮着他的语言揣摩意思，因为那里面大部分是上海话，听得很费劲，他也就不大与人闲聊。史姨却跟他大不相同了，她爱说爱笑，说的此地话，又夹杂南方的音调，听着很舒服。她很漂亮，有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虽说四十多岁了，那双眼睛却很有风韵，那显著的双眼皮，直挺挺的鼻梁以及上翘的唇角线是那般的舒适和优美，怨不得有人说她是上海滩上的千金，那种感觉是十分恰当的。她也确实是上海一个大资本家的千金，属大家闺秀，嫁给了严公子后，便随夫迁居到了西安，她是学医的，在市里一家大医院当大夫。

　　那些年里，母亲常常生病，一病就是四五天，头痛呕吐的不吃不喝，整天难受地哼哼，父亲请来了中医大夫，把脉开方，我去抓药熬药，吃了就见好，也慢慢的知道，她是属于大病术后的后遗症，病来了就得调理，因此我也常常去敲史姨的家门，她从来没有厌烦过，一看到我那苦愁的脸，便说：“怎么！王姨又病了？”便转身去拿听诊器、血压器，匆匆忙忙的随我下楼，见了母亲便笑说：“又想我啦！嘿嘿，让我瞧瞧。”母亲看到她便不再哼哼，话多了起来，说话也有了气力，那病似乎好了一半。日子久了，史姨就成了我们的常客，有空就到屋里坐坐，和母亲拉家常，两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便相互送去尝尝。我最爱吃的，是史姨家包的粽子，很是准时，年年端午的前一天，史姨就会敲门，端着一盆新鲜的粽子让我们尝，也总是交代什么样子的是肉粽，那个是枣粽，我急不可待，史姨刚出门，便忙拨开一个品尝起来，那米很好，蒸的又筋又透亮，吃到嘴里柔软筋道，那肉味的咸香润口，我总也吃不够。后来才知道这些粽子是史姨的婆婆包的，在我的印象里，那可是一个弱的不能再弱的老太太了。记得有次去史姨家，找史姨的大儿子闲聊，那是一个六十多平的居室，一间是史姨住，一间是婆婆和严老爷住，一间便是三个儿子住，屋里很小，支着架子床，到处都塞满着东西，我和大儿子正说话，那婆婆就进来了，很瘦小，总佝偻着个腰，象伸不直一样，又象背上压着一个很重的包袱，她是挪着碎步进来的，悄无声息的样子，看到我，笑着点点头，那种点头也是很费力的感觉，因为连腰也一起弯动着，她去架子床的角落里找东西，嘴里咕噜着什么，我问大儿子，婆婆说什么，他笑着说，她整天就这样，一个人老在说话，谁也不知道她在想啥。我要走了，史姨叫我，我进到里屋，也是堵的满满的东西，不过这屋里的东西要贵重多了，全是红木制的家俱，擦的红明闪亮，记得有一对漂亮的饰物柜，里面全是小巧精致的小物品，象磁娃娃，金光闪闪的小闹钟，青花瓷的小古瓶……我总是看不够，也听史姨讲是她小时候喜欢过的东西，我很羡慕她，是生在一个很有文化品味的家庭。我要走了，出门时，看到婆婆去厨房里的游泳池前洗东西，那眼睛快贴到了水笼头上，腰弯得很厉害，这一家三代共六七口人，吃饭就全靠这位老婆婆了。那时我小，不知道这家务里面有多大的艰辛，但每每望着这位婆婆的背影，心里就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史姨很快乐，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在这个院子里，无论谁家有了病她都会给予帮助和关照，因而她的人缘很好。文革开始后，由于她出身资本家，这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随时都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活不旺也死不了，可她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她始终是当着医生，治病救人。而她的公公严老爷却因阻止巷人来院里闹事而得罪了看门的蔡家，让蔡家的大儿子蔡黑皮黑着脸来兴师问罪，她知道公公做的没有错，占着大理，但不能因此结出个仇家来，她咽下这口冤气，和老头子一起去蔡家道歉，一院子人都为史大夫抱打不平，史姨见人便讲：“息事宁人，息事宁人。”院里就有人说史大夫太软弱了，史姨笑笑说：“咱惹不起可能躲得起呀！”文革后期，蔡黑皮被人打死了，蔡妈伤心痛极，办完儿子的丧事，自己就得了急病，为了节省那么点住院费，回家后不久伤口就化了浓，去找医院，因责任不在院方，人家不管，她只好又躺在自家床上痛苦地哼哼，有人劝说去找史大夫，蔡妈无脸去求。就有人说给史姨听了，当天她就带着消毒工具去给蔡妈清理伤口，蔡妈感动的泪流满面，后悔她没有教好自己的儿子，让史大夫受了委屈。史姨笑了说：“陈芝麻烂事，还说那些干啥，赶快把作养好，叫我少来两趟就行了。”蔡妈听了嘿嘿地笑起来。自那日起，史姨定时给蔡妈换药，不久，这蔡妈就完全康复了，随着她那张广播嘴，全院及巷子都知道史姨是个大好人，跟人不记仇的。

　　史姨也有瞧不上的人，那也是一个大夫，一个土大夫，没有上过专业学科，凭自己的揣摩学会了针灸，在社区门诊医院里当针灸大夫，她姓刘，老家河南人，个子不高，有些邋遢的感觉，走起路来总在摇摆，老是低头想事，她整天手里就提着一个盒子，哪里有着大大小小的银针，她就凭着这针走巷串户，争着辛苦钱。有人认她，遇着头疼脑热而痛苦不堪时，便找她针灸，当那细针扎着进去，人便有种麻酥酥的感觉，二、三十分钟后，那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也有不认她的，扎了无数次，效果甚微。史姨就不信她，曾碰在一起，问及经络和针灸问题，刘大夫就讲不清这里面的学问，史姨笑了：“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冒逮呢”刘大夫被笑了个大红脸，从此很少与史姨照面。然而这刘大夫却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她自知文化底子薄，又不是专科毕业，全凭自己的勤奋和钻研，她就不放手中的那枚细针，走家串户，门诊坐班，都极认真的对待，没有几年功夫这片地区就小有名气了，她开始在院里一间小房里坐诊，扎针的人还要排队预约。但对有类人，她就服务到家，象公社的书记，区长、居委会的主任等，她常常观察他们的活动，看到主任几天没出门，就想到有害病的可能，晚饭过后便带着那个小盒登门望诊，果然那主任是病了，她二话不说，上去就消毒进针，二三十分钟后来取，一扎就是一个星期，主任不好意思，也不想扎了，可就推托不掉，非给一个周期，而且分文不取。为了避免别人说闲话，她让她的弟弟带主任的儿子外出玩耍，去公园、去博物馆，去做一些叫主任高兴的事，当然要在这个地区办事，各层次有权力的人，她都想打通，到有事了都会给方便的，她就是用这枚小小的细针，打通着人身上的经络，也打通了社会阶层里的脉络，建立了多种关系，她这种做人方法，人们也无可厚非，为了生存么！可问题是，在地方居委会主任人事变更后，她就再也不登老主任的屋门了，却又踏破新主任的门槛。史姨就是瞧不起她这种品行，常笑说：“她能算个大夫么？有奶便是娘呀。”可她就是这样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而且声名越来越大。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几次回家，都看到严老爷坐在家里与母亲说事，说的挺伤心，看到过严老爷在悄悄抹泪，我问过母亲，知道史姨在和婆婆生气，弄了好长一段时间，有时我们给史姨家送去好吃的，婆婆根本就见不到，母亲就心里过意不去了，再送吃的去，就拿两份，史姨笑了，说：“太不好意思了，每次都收双份礼，我可没有双份给你还呀！”母亲也笑说：“就还三份吧，我家三口人呢。”她们笑着就说起了婆婆，史姨也是一肚子的怨气，积攒了几十年，听着都有道理，可谁又能辩得清呢。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呀，母亲也只能听听罢了。

　　一年最热的季节，有好长时间不见史姨到家里来了，问到母亲，说婆婆病了，史姨在家要做饭做家务，身体也不大好。我和母亲还去看了一趟史姨，她很疲倦，脸上还有些浮肿，她讲：她患风湿许多年了，也引起了风心病，劳累之后就气不够用。说着，还深呼吸了几下，笑着又说：整天就这个样子。我有些忧心，就说：“史姨，你守着医院，好好看看嘛。”“大夫能医别人，就医不了自己，这病没有什么好办法，得上了就祛不掉，不过这事，暂时还死不了。”她说的极轻松，还在开玩笑。我尽管在笑着，但心里总有些担忧。我和母亲去看了婆婆，老人很虚弱，躺在床上，盖着一个床单，瘦小的几乎见不到身体，平平地躺在那里，眼神呆呆地看不清来人，只是嘴里咕噜着什么，胸口一起一伏的，很急促的样子。史姨摇了摇头，说：现在是熬天天呢。我随母亲回到家里，婆婆的样子总在眼前浮现。

　　一天，我刚从外面回来，母亲就带我去了史姨家，路上告诉我婆婆去逝了，我心里沉重了一下，那天是我看到她的最后一眼。我们到了史姨家，家里的空气异常的凝重，母亲在问婆婆临终时的状况，史姨慢慢地在说，严叔就站在那里，眼望着窗外发呆，正说话就听到婆婆的住屋里严老爹在低声的抽泣，尽管声音很小，但却能撕人的肺腹，毕竟他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一生的伴侣就这么静静地走了，留着他这盏孤独的灯还能点多久。我随母亲又看望了严老爷，婆婆的尸体就躺在那张床上，严老爷用手抓着老伴那双没有温度，没有血流而冰冷的手，还在交待什么似的。我们没有过多的言语去说了，只能安慰老人多多保重，临走时史姨交给我了一个任务，他们联系了车，让我与她几个孩子送婆婆去三兆火葬场。

　　车来时，已近傍晚。那是从工厂里借来的一辆卡车，车停在大院的门口，我和史姨的三个孩子抬着担架，慢慢地走到车后，车厢打开将人慢慢地推了进去，我们站在车厢里，老婆婆就躺在我们的脚下，车动了，婆婆的身体就在车里摇晃，一只干瘦如柴的手被晃出了盖着的布单，随着车厢在动，也就是这双手，为这个家辛劳了一生，我爱吃的粽子就是这双手包的，如今她再也不能动了，就这么安静地睡去了，结束了默默无闻的生命。每次看到她那只手，我的眼泪就快要流着出来，老婆婆总是要走的，可这么放在这辆卡车里，临出院子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史姨和严叔的身影，却感到婆婆走的异常的凄凉，没有亲人，只有三个孙子为她送行啊！听说第二天婆婆就火化了，没有搞什么仪式，也没有告别，就那样悄悄地烧了，象她活着一样，无声无息。

　　老婆婆的离世，给史姨的家带来了接二连三的故事，影响最大的便是严老爷，老伴的离去，最悲伤最难过的就是她。他再不象以前那么精神，那么爱在院里管那些抱不平的事，整天乐哈哈地转悠。他整天囚在家里，坐在他那张和老伴同枕了几十年的小床边，望着老伴的照片发呆，也不知道做饭，不知道吃饭，家务活就全落在史姨身上，三个儿子都有了媳妇，她就看上老大的媳妇，聪明会说话，老二的那个，她压根瞧不上眼，也不希望她们来。老小是她最爱的儿子，媳妇是个凡人不答话，见人低着头就走的女子，但毕竟是她的爱子，也就将就着过去。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史姨就是在这种不很轻松的状态中度过的。

　　后来严叔的邮政单位分了房子，史姨便搬走了，这里的房子就给了小儿子。我们是每年都要去看史姨的，严老爷是一年不如一年了，长期的忧郁寡欢，孤独自闭，精神方面便出了问题，常常抱着婆婆的像片坐在院子的路沿上哭泣，搞的史姨在院子都不愿意与人交谈，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上海滩的千金小姐，晚年却过的如此不随人意，大半也就有两三年的光景，严老爷也离世了。按说史姨也该轻松的安度晚年，可偏偏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她病倒了，病在心脏上，很严重，要锯掉腿才能保命，她不愿意落个残疾，坚持保守用药。母亲曾随院里的邻居前去看望她，她还有说有笑的，内心的痛苦她从不让别人感觉，总是咽到肚子里。很快，也就在母亲看过她没几天，她过世了，走的很安祥。我不知我那个时候在做什么，竟然没有去医院看过她，也没有为她送过行，她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那么的漂亮，那么富贵，那双大眼睛总是在微笑，笑的很美。几十年都过去了，我会常常想起她，思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