Ｈ之死

　　盖生

　　说起来，Ｈ和我还算是朋友，他比我大十一二岁，是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那一茬大学生。由于所读学校是重点，所以一见面，就给人一种表面谦和，骨子里却非常骄傲的感觉。他原来在外县的一个中学了，是后调到师专的。他本来是学俄语的，由于多年来与苏联冷战，大多数学校不开俄语课了，师专的外语系就没开，所以只能上我们系，教外国文学。

　　据他说，他们毕业时先在外交部所属的翻译大队集训，后来派到中苏边境当翻译，平时也就是喊喊话，或者有照会时做翻译，并是没有军籍。后来两国关系趋缓，就被打发回原籍作了中学教师。Ｈ气质较好，挺精神，只是个子较矮，皮肤有些黯黑。但是一见面，他的两道浓眉，一弯口髭，和清澈的，透露出知识分子特有单纯的目光，还会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说，和诸如老Ｚ，小Ｓ等不同的是，市侩气基本与他无缘。但据我观察，这也许就是他的婚姻家庭不睦的原因。

　　我与他的妻子，是在他家吃饭，确切些说是陪别人去他家吃饭时认识的。那是Ｈ调来不久，我和他还不算很熟悉，只是在系里见过几次面，随便聊过几次而已。他刚来时还没有房子，家属也没跟过来，由于他原来的地方，距离学校所在的城市只有几十公里，所以他基本上有课就来，没课就回去。系里领导觉得总这样来回跑也不是个事儿，就到学校为他积极争取房子。学校本来有一处房子，是原来系里的一位老教师的，此人就是在《Ｗ主任》中，那位“每当系里开会，Ｗ主任在前面讲话，Ｌ先生总是把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悬着鹰钩鼻子，目光直视，面露微笑，对Ｗ主任的每一句话都仿佛心领神会般地频频点头”的老者。现在虽然调走了，但是家却没有搬。于是，学校经过研究决定，通知他半个月之内回来搬家腾房子，否则，强行搬走。也不知道系里是怎么通知的，或者说通知没通知到他本人，是写信还是打电话。我分析肯定不是打电话，因为那时电话还不很普遍，家庭电话少之又少。即便是打到单位，大学老师都不坐班，也很少有当事人恰好也在那里的时候，一般还是由别人转达。就是说，通知如果不能直达当事人的耳朵，是不是真正的通知，就只有天知道了。从这件事的后果看，电讯的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表征，而且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半个月后，见没有动静，在Ｗ主任和老Ｚ的主持下，开始给L老先生搬家。由于他们知道这位Ｌ老先生的儿子和我是同学好友，所以就拉我做个见证。其实，从法律角度讲，这种见证是无效的，因为我并没有当事人的授权。但是让来就来吧，起码帮着照看一下，免得学生笨手笨脚地弄坏东西也是好的。一个班的学生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终于把Ｌ老先生的家搬到学校仓库里了。当时，无论是Ｗ主任，还是老Z都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在他们看来，从官方讲，L老先生是调出人员，没有理由总占着房子；从私人关系讲，他们本来就是沆瀣一气的同党，不必见外。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当年的盟友，Ｗ主任的无条件崇拜者，过了些天，带领一家人终于回来了。他们声称没有接到通知，是他们自己回来搬家的。到家一看，已经换锁了，一打听，学校已经把房子分给别人了，于是，L老先生找到学校和系里领导大发雷霆，说文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他的家却叫人给抄了，并且说丢了很多值钱的东西。虽然学校领导不会怕一个调出老教师的吵闹，但是人家毕竟在这干了大半辈子，况且也不能证明人家接到通知就是不会来。在人家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东西给搬出去了，是不太好，容易让人说人走茶凉。老人家发火也是正常的，但是怎么给Ｌ老先生一个台阶下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了。

　　不知是H自己的主意，还是受系里或者学校的委托，一天，看L老先生的东西整理的也差不多了，H找到我，说要请L老先生全家吃饭，让我作陪。我一想，也好，虽然这次给L老先生强行搬家不是H的错，但毕竟是学校为了让H能够尽早入住。就这个事情讲，H虽属第三方，却是收益者。所以，由H请客，名义是交一个朋友，实际上是替系里和学校赔礼，还是比较合适的。俗话说：当官的不打笑脸人，老头火也发过了，气也消得差不多了，借高下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果然，听我一说，老头当即答应接受邀请，声称不好拨H和我的面子，就率领妻子儿子，就是我的同学一起来了。

　　请客的地点就在Ｌ老先生原来的，H现在的家，那时候还不怎么时兴到饭店请客，我想，这里可能也有请人家故地重游，和原来的家告别的意思吧。H的妻子是一个小学教师，普普通通的中年妇女，但是看得出来，是个持家的好手。搬家，还大老远地带来几只鸡，虽然住的是二楼，却在楼下搭一个鸡窝。炒菜做饭也沙愣麻溜快，一会儿功夫，就开席了。H的妻子虽然话不多，但是随时随地，在举手投足间和眼角眉梢上，都显示出对自己在家庭中地位和贡献的自信甚至自负。这种女人在其它场合也见过，肯定是会过日子，但是除了会过日子之外，想要有点情请调调的那是南辕北辙。据我当时观察和感觉，这两个人的关系一般，甚至有些冷淡。

　　后来，随着关系的熟络，果然证实了我的感觉。H也曾和我倾诉过他的苦闷，甚至说，他们虽然已经有了一儿一女（当时都十几岁了），但是感情一直上不来。他和妻子从来都是，除了过日子、孩子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也不是谁就怎么样了，就是在一起没意思。但是住房紧张，还无可回避，这几年，他们连睡觉都是他的脚对着她的头，她的头对着他的脚，一颠一倒的互不相扰。想想夫妻作到这个份上，也真够意思了。

　　他妻子，由于我和H算是朋友，所以我就喊她老Ｙ，有一次她听我戏称我妻子“我家娘子”，曾非常感慨，说Ｈ从来就没有把她当个女人，说H一直瞧不起她，嫌她没文化，说她俗气。她气愤地说：“过日子就是过日子，哪来的那些花花肠子？他不俗气，有能耐他不吃饭呐！”想想，老Ｙ也够可怜了，但是人家的事，怪谁不怪谁，谁能说得清？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后来，我发现在校园里，常常能看见H和一个漂亮的女学生散步，还一副情意绵绵的样子。我装作没看见，是他自己对我说，那是他妹妹，在物理系读书。后来又解释说，这个妹妹只是他嫂子（也不知是什么嫂子）的表妹。看来，是那种八竿子打不着的妹妹。我虽然对此难有赞美之词，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估计，Ｈ也就是流于精神层面的聊天和倾诉吧。Ｈ的“妹妹”毕业后，他又形单影只地彷徨于校园。据他说，“妹妹”毕业分配到一个乡下中学，条件差得惊人，是他亲自送去报到的。没有自来水，没有室内厕所，宿舍是几间破旧的平房，地面就是黄土，在铁架子床坐上人，床腿都陷进去一截，房顶能看到星星。那一夜，他们就那么坐到天亮，什么都没做。这一点，我相信，Ｈ虽然有点小浪漫，但是还是有责任心的人，包括对他“妹妹”和老Y。他又说连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支持他离婚，但为什么不离我就没好意思问。多年来，我们虽然是朋友，但是有关个人感情的事，都是他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从来不问。我想，他所以和我说这些，或者是真把我当朋友，或者就是因为没有倾诉对象吧。

　　过了几年，他的官运来了，先是当了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后来转任外语系书记。其实，在师专，一个外来户当个中层领导是不容易的，一般干部的来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留校生，一是点炮手。前者，一般在读书时就是学生干部，这样才有机会和系、学校相关领导接触，有机会表现能力，也有机会表示“进步”。专科生留校一般不能作教师，而是先当几年辅导员，或者找机会去校部机关，再找机会下派到哪个系作管学生的专职副书记；或者直接在辅导员位置上提为系副书记。到了副处，路子就活了，就有机会当个处长主任之类的。谁是谁留校的，自然效忠谁，随着水涨船高，干部一步步做大，一茬接一茬，主体基本都是留校生。所谓点炮手，一般不是留校生，而是分来的，但是那种比较懂事听话乖巧的人。这些人的特点是文人气不足，对权力却足够尊重，甚至可以说是崇拜。还善于揣摩领导的意图，也比较自觉地在任何场合注意维护领导的尊严和形象。这种人给领导留下较好的印象，再找机会意思一下，譬如逢年过节，譬如婚丧嫁娶，譬如陪着搓几把，等等，机会可能就来了。但是，很多外来户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是不屑于做。他们往往依仗自己来自名校，学历高，业务强，学问好，不屑于在领导面前低声下气，讨巧卖乖。有时，可能是为了显摆清高，故意在非正式场合表示出对领导的些微不敬，譬如在背后擅自议论领导，等等。领导自然不会把这样的人作为倚靠对象来提拔，而是在下意识中当做刺头来整治。其实，这些人对权力，不是不渴望，而常常是放不下身架一点一点地争取。最主要是他们不同于留校生，除了走行政当官别无他途，而是总觉得自己进可攻，退可守，在潜意识里，有一种做成学问贷于领导的文人情结，不屑于一步一个脚印儿的从头做起，而是希望通过实力，学而优则仕，一夜之间起码成为一个副处长。副处长，等着吧，平白无故的，凭什么把这么好的东西给你？你以为当官的资本应该是高学历和高水平，其实恰好是这些，阻挡了你的进步。这样，小学校的官场生态就容易进入这样一个怪圈：越似乎没资本当官的越可能当上官，越似乎有资本当官的越要被人领导。学校开会时往台上一看，哈！大多是伟大的不懂业务的留校生，再回头往台下一看，嗬！起码是些能够胜任教学的，甚至是名校出身、高学历的人。你越是不屑于往台上看，认为那里本不属于这些人的位置，你越是要永远留在台下；你越是欣赏、仰慕、崇拜地注视着台上人的一举一动，觉得他们坐在那里是他们一步步努力的结果，是天经地义的，你就越有希望走上台去。一位组织部长在背地就直言用人的秘密：宁可用一个庸才，也不能用一个英才，因为后者总有几分傲气，不方便领导他。其实，他说的还是客气了，他们需要的不仅是庸才，而且是奴才。

　　那么，Ｈ走的是什么路子？是他遇见的一个贵人。这位贵人贵到什么程度？是主管地区文教的副专员，这在小城市里绝对是个大人物。那么是怎么样的机遇使他能够和这位大人物认识？当然还得靠本事。这位副专员原来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他们这个县，由于师资的原因，初高中开的是俄语。他升任副专员，读中学的儿子自然也跟来，城市的教育资源毕竟要好于县城。但是本市最好的中学，虽然也开俄语，由于没有多少学生学，不重视，教学水平一般，改学英语又肯定来不及。身为主管全地区教育的副专员，对自己孩子的外语学习无能为力，实在是太丢人了。这时候，身边的人向副专员推荐，H是全地区俄语教学水平最高的老师。但是师专不归地区行署管，是省直单位，就是说，人家睬不睬你，买不买你的帐，完全是自己的事。有人就讲了这样的事例，以前也是一个副专员，想请一位全市有名的老教师给孩子补习语文，由于这位副专员太拿大，这位老教师脾气倔，起身就走了，结果耽误了孩子。

　　副专员通过学校领导向H透露想请他给孩子指导俄语的意向后，就与他约了个时间。当H走进副专员家的大门时，发现副专员已经率领儿子、夫人在那里迎接了，这使H颇感意外。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受宠若惊状，而只是略微平淡地点点头，这可能更使副专员格外看重。坐下后，副专员夫人迫不及待地谈报酬，H不客气地打断了她：“我不是为挣钱来的，先让我和学生谈谈，看看我们也没有师生缘，如果有，我分文不取，如果没有，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他所说的师生缘，其实就是看学生的素质，会不会白费力气。这可能又使副专员敬重几分，同时也忐忑几成。经过简单交谈、测试，H觉得孺子可教，就答应收这个学生了。第一次课结束，师生都很愉快，学生基础很好，资质属上乘，是那种举一反三，问一会想到二的那种，这使H颇有成就感。副专员夫人已经准备好了饭菜，殷勤邀请，副专员也像对待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和他称兄道弟，并频频敬酒，双方都很愉快。就这样，将近两年时间，每周一次，风雨无阻，而且真的分文未取，最终，孩子考上了著名的浙江大学。在通知书到来的日子，副专员在家举行了较为盛大的答谢宴，主宾，就是H。出席作陪的当然都是当地教育界有头有脸的人物，席间，副专员把H隆重地介绍给大家，说H是他家的恩人，以后，他家永远有H的位置。说到动情处，副专员几乎嗓子哽咽。

　　从此，孩子虽然上学了，只要副专员有空，每周基本上还保留着请与H共进晚餐的习惯，如此，一直坚持几年。如果说，当初H是故意拿架子是为了让人看重，故意不要钱是让人无法直接回报，以延续关系，也未必公允，因为就我了解，H不是那种老谋深算的人。但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自尊心，怕被人低看是肯定的。在后来的交往中，在H心里，应该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也有受到知遇的窃喜，一定还有教一个好学生的成就感。其实，在我看来，在不伤害人格和尊严的前提下，换句话说，在这两者都能较大的保全并有所提升的前提下，相信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会拒绝与权贵结交。那些历史传说中关于藐视权贵的故事，应该是因为受到了权贵的藐视才藐视权贵的，或者，是担心受到权贵的藐视而采取的心理的自我保护。真正能够做到的，不是自己就是权贵，就是只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虚构世界。所以，H能够与副专员交结并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说到底，还是因为副专员本身比较重情重义，H做的也比较有分寸，最重要的是Ｈ暂时无求于他。一旦有了求或报，帐清了，与副专员的友谊也就基本结束了。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友谊，友谊其实是一种价值的平衡。友谊的维护是需要有一定资本的，即人家需要什么，你又能为人家提供什么，单靠一方的施舍，或另一方巴结是不会维持多久的。当然，人的需求也是分不同层次的，有的权贵，可能就需要布衣文人的点缀，沾点文气儿，附庸点风雅，毛泽东当年不是也喜欢和柳亚子聊诗，和周谷城谈历史吗。有的权贵甚至都不图附庸风雅，喜欢与布衣文人交往，仅仅是为落个礼贤下士，尊重人才的好名声。对那些看似无求于人，且自尊自重，甚至有些矜持的知识分子，可能更符合他的这种需求。所以，H和副专员的关系不妨参考此例来理解。

　　绕得太远了，言归正传，H所以能够凭空被学校赏一个教务处副处长，就在副专员的一句话。因为师专虽然不归地区行署管，但是学校有很多事情要有求于当地相关领导。况且一个专科学校在地方的分量到底是几斤几两，学校领导心中是有数的。也许，给H弄一个副处长干干，不一定是基于H的主观表达，而可能只是因为这更符合副专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需求。在官本位的当今之世，大小有个官衔，向别人介绍起来也方便，更是对被介绍对象的尊重。不久，H又由教务处副处长，提升为外语系书记，可谓顺风顺水。系书记虽然权力指数不高，但是级别毕竟是正处，尤其重要的是，外语系盛产美女，H一直心存小浪漫，赏心悦目也很重要。

　　很快，H在系书记的位置上找到了感觉和价值，这感觉就是每天面对着生气勃勃，五彩缤纷怀着各种梦想的青春少女，虽然自己已经过了倾诉和梦想的年龄，但是倾听年轻人倾诉，品味靓丽少女的梦想，也不失一种美的感受。结果当然也会引起一些小矛盾，譬如，由于他喜欢吸纳漂亮女生当班干部或入党，把学、品、相兼优的姑娘留在身边当干事，做辅导员等等，常常引起主管学生思想工作的副书记的不满。好在H一直是欣赏而不是亵渎美，发乎情而止乎礼，也没发生什么大事。工作，几乎成为他的全部，除了吃饭他很少回家，后来连行李都搬到书记室去了。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次学校召开中层会，布置一项工作，明显是形式主义的，各系主任、书记都不满，认为是劳民伤财不划算，有几个老资格的甚至大声反对，年轻一些的就是想要响应领导的号召都不敢掺言，致使学校领导很难堪，很恼火，连个要下的台阶都找不到。这件事，终于使学校领导痛下决心，一刀切。本来，学校领导早就对这些连逢年过节，甚至婚丧嫁娶都无动于衷的抠门的老家伙心怀不满了，如今竟然蹬鼻子上脸地越来越不听话了，这还了得？这些年由于老家伙们在那里挡着，年轻人都看不到进步的机会，谁还向你表示进步？长此以往，谁还把革命事业当一回事？谁还把领导当一盘菜？一定要把领导的权威树立起来。于是，经过仔细研究、测算，以五十五岁划线，不管正处副处，到线的：下，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要以五十五岁为界，是因为校长的亲表弟恰好五十四，中国是人情社会，保贤不避亲嘛。这样算计起来，大约有十左右的个正处，四五个副处的位置能腾出来，举一反三，下去十来个正处，就提拔十来个正处，就又腾出十来个副处的位置，可以再提拔十来个副处，再加上那四五个下来的副处，正、副处级一共得提拔三十大几的人，好大一笔呀！难怪说，要想富，动干部。当然，主要是为了革命事业。不过这么一动，就全盘活了。活了，对谁都有好处。领导们不用说了，权威得到树立，看谁还敢不听指挥？领导权威树立了，对学校事业的发展自然大有好处，领导的意志，就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的贯彻执行了，再也不会是那种阳奉阴违、皮皮踏踏死气沉沉的样子了。对年轻人的好处最大，关键是叫他们看到进步的希望，没有希望谁还上进？

　　于是，一个红头文件就下发到各部门，一石激起千层浪，学校一下子炸窝了。到线的，如丧考妣，没到的，幸灾乐祸，最兴奋的当属年轻干部和准备跻身于这个行列的年轻人，他们这回算是真的看到了希望，那么多的位置呀！许多人马上算计起谁多大岁数了，谁该下了，那么什么位置就能空下来，自己应该盯着什么位置，可能出现哪些竞争对手，自己有几成胜算，通过什么方式争取等等。一时间，除了即将下台的，其他干部和准备当干部的都纷纷行动起来，全校是一派热火朝天的革命大好形势。

　　由于这一次涉及动的人多，领导们尤其是主要领导的家空前地热闹起来，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这样的不成文的规则：一定要公私分明，工作上的事情去办公室谈更严肃，个人的想法到家里谈更亲切。而且，不能两个人同时去领导家，在别人没有出来前无论如何不能进，不能确定有没有人要事先给领导打电话，不能贸然行动，每个人进去不能超过半小时，要有一点高风亮节，为别人着想一些，等等。当然，也有不遵守规则的，已经去过一次了，看没有明确态度，就又去，去了还就不走。后来有人分析，此人虽然不讲究，至少省下一台彩电，也有人说，这样的人即使上去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后来看这么一个个地谈效率太低，干脆，主要领导把女儿的婚礼提前办，而且是在异地办，既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又可以一揽子解决诸多年轻干部和准干部的进步问题，两全其美了。有人感慨说，商品经济时代就是好，批发比零售痛快多了，也便宜多了。

　　好像列宁同志说过，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俗话也说，几家欢乐几家愁。这次一刀切，固然给很多年轻人提供了机会，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希望，同时也以实际行动贯彻了党中央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的方针政策，但是，被切下来的老同志和不算老的同志心情就不会那么愉快了。接近退休的尚且恋栈，何况，有的按照惯例，还可以干四五年呢。譬如H，他的岁数刚好到线，就被切下来了。令他郁闷的不仅是他刚刚到线，而是他的真实年龄其实是五十四，本来没有到线，是小时候家里没有人照看他，岁数太小学校又不收，上学时父母就给他多报了一岁。以后，这个年龄就成为他的档案年龄。当然，这也不能怪他父母，就是神仙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还有个“一刀切”呀。

　　没有办法，已经习惯了群花环绕，彩蝶纷飞的H，如今只能搬着行李，狼狈又寂寞地回家了。这回，谁都帮不了他了，那位副专员几年前因为一点绯闻，早已调到省城一个什么厅当副厅长，已经退休多年。

　　赋闲在家的H，自认为还年纪轻轻精力充沛，却只能每天面对多年没话儿可说的老Ｙ，听她谴责、唠叨、埋怨，其懊丧、无聊、无奈、愤懑是可以想见的。一天外地来几个亲属，陪着喝了几杯，也不多，没话儿，就头疼，越来越厉害，后来就昏迷不醒，送到医院，说是脑干大面积出血，没等开颅就没气了。

　　H去世后，社会、学校到处传他是被“一刀切”切死的，说归说，谁死也不能让学校领导负责，因为干部年轻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保证，理由冠冕而堂皇。况且，切下来那么多人，怎么单单就H死了呢？还是他自己的问题。老人家当年不是说过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能因为死了个把人就看不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所以，学校书记很正确地总结说：“哎！是H把位置看得太重了！”

　　不过，H的死也并不是毫无意义，至少，由于他以死证明了“一刀切”还有调整的余地，所以，从那次开始，学校就对这个文件作了搁置处理，再也没切过。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校长的表弟，本来应该在第二年的五十五岁切下来，却迟迟没切他，一直让他干到六十岁，说明领导们是多么的光明磊落，有错必纠的工作作风多么的雷厉风行。不再切，只能说明制定政策更加人性化了，而不能把不再切仅仅理解为，够切的零零星星，不值得切一次，也不应该认为这回上去的都是年轻人，一半时到不了切的年龄。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是领导们确实吸取了H死的教训，当然，领导们自己，逐渐地也到了省里统一切的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