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邱承光的《胡耀邦，我要永远感激他——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

　　佚名

　　今天看到邱承光的文章《胡耀邦，我要永远感激他——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感慨万分。邱承光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邱会作之子。他在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经胡三次批示过问，才从无辜的株连中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邱承光说：“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拨不动、反不正，反而遭到忌恨。他以平反冤假错案开始，最后自己却陷入困境——一些在文革中受过冤屈的人，却重新拾起文革手段，对待解救他们摆脱冤案的胡耀邦。尽管胡耀邦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的应有位置，但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谁也无法抹去。”

　　为什么冤假错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为什么“胡耀邦拨乱反正常遇到阻挠，拨不动、反不正，反而遭到忌恨”？为什么“胡耀邦还没有出现在党史、国史的应有位置”？

　　我们总是把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归结到某某人或某些人的人品，其实不然。这是文化遗产的副产品；这是制度的副产品。把张三（们）换成李四（们），冤假错案仍然会发生。邱承光有幸有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同学安黎（原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之女），而安黎的丈夫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毕业），事情最后“得到比较妥当的安置”（其实也是不如心愿）。假如是一个普通百姓受到冤曲，结果会怎么样呢？中国有一句成语“忍气吞声”、“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另外有个当代成语“打落牙齿和血吞”，竟然比喻“吃了亏不让别人知道或失败了还要充好汉”，成语出处是郭沫若《洪波曲》第九章：“为了团结，为了大敌当前，顾全抗战，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

　　邱承光说：“1971 年10月初，我被抓起来，押到广州去办‘学习班’，接受审问和批判。陪同外宾到访广州的周恩来总理知道了此事，说‘要一视同仁，不要搞株连’，我才回到部队并‘恢复工作’，在外表上看起来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之外，多了两条：一是按月有情况报告由保卫部门上送，二是没有让我离开过部队，也不许外边的人来找。”“1974年全国‘批林批孔批周公’时，广州军区掀起了抓‘林彪死党’的风暴，军区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被揪，我也受到无辜的指责被关押了十个月。后来中央进行了纠偏，不允许打击面太宽，我才被释放了出来。”为什么如此？那些人无非为了表示自己“紧跟”，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这么说的。

　　邱承光说：“我被安置到苏北的江都县农村一所中学里，这既违反了转业干部可以回爱人家落户的政策，也与我营级职别的安排不符。”“我未婚妻197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被当成‘有问题的人’在结业典礼那天宣布清理离队，押送到南京交江苏省革委会处理。因为她除了与我有恋爱关系之外，并无‘现行’，就按复员战士处理，本应回原籍无锡，但她父母受到批判后已从无锡下放到苏北东台县农村劳动，于是把她先临时放到南京一个单位的医务室工作。当她转正时，说了两条出路可选，一是断绝和我的恋爱关系，按大学毕业生转正为医生，留在南京。不然就到苏北农村基层，当工人编制的护士。他们说这是组织的爱护，并不违反政策。”为什么如此？为什么中央的转业干部政策在邱承光及其未婚妻身上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改变，居然还自称“是组织的爱护”？应该说，具体执法者与邱承光没有个人恩怨，但是，这种盛行的“扩大打击面”、“株连九族”的做法，说到底还是为了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后来，经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任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三次批示过问，江苏省革委会居然一再“顶牛”，而且“态度强硬”。而广州部队以“坏人告状”把邱承光叫回部队接受监视、羁押和全团干部大会批判，还扣上“拒不上战场”的罪名，威胁“要上军事法庭，可以判处死刑”；又“决定把我清除出党，立即离开部队”。

　　有幸，邱承光的同学耿志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之子。耿飚看到邱承光的申诉信，叫秘书向国务院军转办了解情况后，认为还是要按耀邦同志的指示精神办，并于7月2日作了批示，“请洪达、希庚同志按落实政策不牵连子女的精神解决。”（注：耿飚批示件，存中央军委办公厅。肖洪达，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李希庚，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耿志远还说，他父亲的习秘书也曾受过株连，很理解你的处境，他会尽力催办的。（注：习秘书即习近平，时任耿飚秘书。）邱承光的朋友陈小津、宋扬之找了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请他对耀邦同志的批示的事过问一下。终于，江苏省委和军区通知邱承光到无锡市报到。可是，邱承光说：“但部队有些人还是不服气，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临行前给了我“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抢先寄给了江苏。有了它，地方部门就不再按同级别干部安排，让我到了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工厂里。虽然事后军区复查我的案子时，发现了这个补加的处分，责成撤销。但部队并没有通知我和我所在的工厂，让我在两年的留党察看期内，只能在生产车间打杂。三年之后，我所在的单位才接到那个迟来的纠正通知。”这已经不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纯粹是恶意整人了。

　　从1921年建党起，都说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结果呢？1.党的“一大”代表12人中：张国焘后来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刘仁静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后来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周佛海，“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2.向忠发于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1931年6月22日，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次日晚即被枪毙。（关于向忠发是否叛变的事情，目前有争论）3.解放前，还有许多叛徒，出卖组织与同志。4.解放后，腐化堕落的党员，甚至是高级干部也有不少。公开数据统计显示，2000年至今，中国内地约有151人次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落马，其中正国级1人、副国级4人、正部级24人。年份上，2000-2012年年均落马8人左右，仅2012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306822件(次)，其中检举控告类866957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71436件，立案155144件，结案153704件，处分160718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34464人，给予政纪处分38487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78.3亿元。与2011年相比，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件数增长12.5%，处分人数增长1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38.4%。而十八大后“打虎”声急，先后有数十人落马，而今年周永康、苏荣、徐才厚等人落马，更将“打虎”风暴推向高潮。这些人哪里有共产主义理想？哪里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愿？

　　邱承光说：“敬爱的胡耀邦去世二十年了，过早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我一直怀念他。当我在写这段记忆，去寻找他的相关史料时，发现他的影像记录、文字文稿，都从公开发行的党的历史资料文献中很难找到，他的传记和对他的回忆至今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很少。然而，当年他离开我们时，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排成数十里‘人街’为他送行，之前这样的情境，只有‘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才有过。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各新闻媒体和电影制片厂能把胡耀邦总书记的影像和当年人们送别他的历史瞬间还给人民，让敬爱他仰慕他的老百姓再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和那悲壮的一幕。”

　　为何我们总是着重于“谁对我好？谁对我坏？”而不从社会制度上、文化遗产上去寻求根源？为何我们总是着重于“等待一个好皇帝”，而不去努力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遗产？201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