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伯伯”，是周朝章先生自己给我定的。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叫我‘伯伯’吧！你的年龄不会比他大？”他指指坐在旁边的儿子家伟。那年，周伯伯75，家伟53，我50，一声“伯伯”，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很近。

　　周伯伯，1949年去台湾，1987年，大陆开放，他就争先恐后来到阔别快40年的故乡。一来，他就给乡里修路、修村校、修老年室、造水塔、安装自来水、给当地新造的镇中捐资且设立奖学金，因为我是镇中的教师，校长挑我的字不错，文笔不错，所以，给台北周朝章先生的回执，就一并派我代劳。这样，一写10多年，当周伯伯来校问校长：“给我的信，是你写的？”校长便向周伯伯推荐了我。他说，我想见见这位何先生！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见面。

　　“你就叫我伯伯，叫伯伯好！”周伯伯身材高大却慈眉善目，一迭连声的夸我的字好，文笔好，国学根基好，想不到故乡还有这样的人才，在故乡能遇上这样有学问的晚辈，难得，真是难得！听话听音，话音里我听出了他那种对大陆乡村找不出他心目中的读书人的担忧，他言动于衷，喜形于色，他的举手投足都有一种在古书里才能读到的“中国传统”！受到周伯伯的称赞，我则脸有愧色却蜜甜于心。我幼年丧父，天天渴望父爱，今日从天上掉下这样一位慈祥的长辈，是我今生有幸……

　　从此，周伯伯每次来大陆，到了家（周伯伯台北龙江路有一个家，诸暨福星山庄也有一个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到家，有空过去坐坐、聊聊。每回，他都要留我一起吃饭，给我让菜（从来不见大鱼大肉，一碗断刀块藕炖排骨是餐桌的主常菜），劝我喝酒（他自己烟酒不沾）；每回，他都有小礼物送我，茶杯、皮带、浴巾、座垫、小手电、小电钟、带尺子的小计算机等等等等，我一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头，在周伯伯眼里我完全成了一个孩子。

　　从此，周伯伯再不当我外人，只要坐到了一起，大事、小事、往事、今事、国事、家事、两岸事、天下事，都跟我聊，一坐一聊就二三个小时，聊得不亦乐乎。常常，我都饶有兴趣地侧耳听伯伯说，看伯伯说，倾听这样一位在外闯荡了大半辈子的父辈说话，实在是我别一种读书，一种难得的享受。说到妙处，伯伯会畅怀大笑，他不拘小节、正直豪迈，有着一腔正气、豪气，每次见面都给我留下极深的记忆。

　　周伯伯不是什么台湾老板，他根本算不上大款，在台湾，他纯粹是一名“谨守本份”的小公务员，在税务部门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干了30多年，靠赚固定工资过日子。1987年退休，晚年略有余资，全是他们一家节衣缩食从嘴角指缝里节省下来的。

　　是1938年，18岁的周伯伯失学在乡，适逢日军侵华，抗战军兴，他“响应热血青年从军报国之号召”，踊跃去武昌报考，为湖南常德驾教一团所录取，一边读理论，一边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周伯伯刻苦努力，不久就被团部保送到龙里辎重兵学校深造。毕业，分派到辎汽一团服务。周伯伯，仗着他的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很快又转至重庆战车防御砲营，越级任用为国家级汽车技术人员。到职接受不到2个月的装备训练，便奉命远征印度。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奉调回国。1946年，在杭州辎汽二团任职。1948年，调到南京辎汽14团，负责江浙地区之运输。1949年5月，携眷属转福州，赴台湾。

　　初到台湾，人生地不熟，加上三男一女出世，入不敷出，生活拮据，苦不堪言。周伯伯认为“滞留军中再无发展之余地”，决计转业，后经友人介绍，充任台北捐稽征处临时雇员，从事基层税务工作。然而，周伯伯对税务行政，苦于素无接触，毫无经验，然周伯伯相信“人生不进则退”、“唯有自行努力”才是出路。于是，他白天上班，晚上插班补习，先后在台湾省训练团、革命实践研究所、政治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深造，前后坚持长长5年时间的半工半读。周伯伯边学边干，对所学财务管理及税务行政知识，心领神会，学以致用，不但顺利通过任用资格考试和公职特考。在单位，他谦逊诚信待人，清白廉洁自持，勤恳务实卖力，也便从审核员起步，逐年上升到稽核、主任、科长、执行秘书，从基层提到上层，从低薪升到高薪，一家生活也因此获得改善。直到退休，因为人缘好，又与友人合作投资开办高尔夫球场，开始经商。

　　1987年，正在香港办事的周伯伯，一听到国门开放，允许台胞回乡探亲，他放下手中急着要办的事情，立即登车回到家乡……

　　看了家乡之后，周伯伯思乡更切，爱乡更甚，特别是1997年，76岁的周伯伯高票当选为台北同乡会第八届理事长以后，他更加忠心服务于乡亲，竭力发动捐款购置同乡会馆，以同乡会为活动平台，为加强诸暨、台湾两地的进一步合作，在台积极宣传家乡的建没成就和优越的投资环境，积极推动两地经济、教育之互动。他对台北诸暨同乡会理监事和同乡亲友们说：“诸暨以农业为主，我们应该邀请他们的管农业的人来台考察，把台湾最新的农业科技引进故乡，促使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农业示范区……”1997年秋季，时值诸暨西施故里风情节暨经贸洽谈会，周伯伯牵头组织台胞团队来诸暨，对诸暨的建设事业给台胞以完整的了解、深刻的印象；1998年4月，为了焊接下一代台胞与大陆故乡的联络断层，周伯伯又专门组织下一代台胞对大陆的参访，告诫后代“不可忘祖”，鼓励后人多回乡、多关心、多支持老家的发展；2000年6月，周伯伯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邀请参加了省经贸洽谈会；2001年6月，他再次应邀参加在宁波举行的浙江省经贸洽谈会；2003年9月12日，诸暨市举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共举大业、共谋发展”为主题的“月是故乡明”中秋联欢晚会，周伯伯也应邀列席。回老家，周伯伯则经常跟乡亲共同探讨经济作物的种植，还给老家带来草莓的优良品种。

　　周伯伯对教育情有独钟，对善行推许颂扬。1995年，同乡魏珍女士想在诸暨中学设立10万美元的奖学金、想在家乡办学，周伯伯自告奋勇做“红娘”，不遗余力跑腿联络，从中牵线；荣怀学校创办后，周伯伯每次来大陆，总是要抽时间引友人带儿子到学校走走看看，每次回台后总要写一篇学校发展状况的文章在同乡会办的《诸暨通讯》上介绍；1999年1月，经周伯伯的努力，促成诸暨教育代表团的赴台考察，他儿子家伟则干脆在单位请了假，给代表团充当“导游”，周伯伯自己东奔西跑，不顾年高体弱把每天的参访行程安排得周到妥贴；2002年，周伯伯参加《玫瑰夫人——魏珍传》的写作论证会，会上，他高度赞扬魏珍女士自强博爱的一生，大声疾呼应为魏珍女士塑像立传；《传记》开始写作，他又一直给予关注，不但给作者上课详细讲解台湾的税务知识，经常询问写作进度，而且还主动提供有关魏珍和她丈夫陈宗熙先生的大量资料，特意赠送连战、郝柏邨等人的台版传记；书稿初成，周伯伯又是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对书稿写来中肯详尽的书评。

　　有一次，我问周伯伯，你们台胞为什么心肠特别好？我以倾尽家财在家乡办学的魏珍女士为例，说不少台胞回到大陆，都乐善好施，济世助人，还不喜张扬，精神令人感动。周伯伯说，这跟人接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有关系，他说他自幼记牢“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古训，力争“行有余力即施惠于人”；深信“为善不欲人知，鸟过长空不留痕迹”，方是“真善”。

　　我们聊得最多的自然是“两岸事”。谈及“两岸关系”，周伯伯常常在一副“宽容”的样子后面透出一种“先知”，他说：“‘祖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切勿硬来，现在主要是不要急于求成，大家将先前那些不愉快的事都搁到脑后，稳定人心、稳定局势要紧，要留时间让两岸互相了解，在‘三通’的前提下，一起在搞好经济建设中慢慢培养感情，最后不知不觉实现统一。”真的，周伯伯颇具“先见”，他10多年之前的话，竟完全暗合时下归纳的关于两岸关系“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16字真言。

　　2000年，周伯伯为践履先祖母“赤脚草鞋、餐风露宿、不屈不挠诵经化缘建庵”重振佛教事业之心愿，弘扬观世音菩萨慈悲为怀之精神，教化民心民风，再度于同山镇布谷村重建占地3000余平方米的“诸暨市福莲庵”，2002年10月26日佛像开光正式启用，总算了却了他一桩多年搁置心头的心事。

　　2007年4月的一个雨天，我正在办公室组织文稿，突然接到市台办电话，传来周朝章先生在台北病逝的消息，一如晴天霹雳，含泪拟就“唁电”，发去台北……清晰地记得，我们最后那次告别，伯伯将我一直送到楼下大门口，怎么也没想到，大门关上前，我回头那深情的凝望，竟成了和伯伯的永诀——周伯伯，生于1921年，卒于2007年，享年86。

　　这些天，周伯伯这位好心、热心、有心的长辈，老是浮现于我的眼前，面对隐隐约约的周伯伯，有一句一直憋在我肚子里的话终于脱口而出：周伯伯，那天，你杳然去了另一个世界，有朝一日我也去了那儿，你依然是我最尊敬的伯伯。